二、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一个分析框架
相比于理解何为强人政治，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即强人政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在强人政治模式中，面对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 具有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是如何突破约束并推动变革的？政治领袖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员，从而让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到自己所倡导的变革之中。因此，政治领袖的超凡个人魅力在现实中必须具体化为超强的动员能力，才能取得实效。具体来说，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即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 也必须面对两种环境约束，即组织和制度。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政治领袖面对组织—制度约束而发挥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社会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野，把一部分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社会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韦伯的观点，根本性的社会分野，既包括依据经济地位而划分出的阶级，也包括依据认同而划分出的身份群体，诸如地方群体、族群和宗教群体。bq01 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阶级政治和认同政治进行社会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社会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社会变化的剧烈程度，以及该国社会分化的严重程度。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越剧烈，社会分化越严重，该国的社会不稳定性就越高，社会对立状况就越明显，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非常缓慢，社会分化不明显，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社会变革，对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 民族主义则成为政治领袖建构社会动员力的利器，政治领袖可以借用民族主义动员本国相当数量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 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变动程度越剧烈，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国际秩序的变化非常缓慢，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不明显， 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 政治领袖有时候要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政体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政治精英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政体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内部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政体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政治精英结构中的政治分野，把一部分政治精英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政治精英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政治精英。如前所述，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治分野往往表现为政党体制，不同的政治精英依据其政治理念差异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要而归属于不同的政党。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政党政治进行政体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程度，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程度。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和该国政体越年轻，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在建立较长时间后又进入剧烈变动时期，其不稳定性就越高，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比如，成就强人政治的政治领袖往往是其所在政党乃至该国政体的创建者。如果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都很高，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组建新党，对政治精英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跨国政党联盟以及国际组织和盟国关系是政治领袖建构政体动员力的制度结构，政治领袖可以借用上述结构性力量动员自己所在的政党和本国政体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越不稳定，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各跨国政党联盟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非常稳定，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体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即政治领袖的卡里斯玛权威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化，共同构成了政治领袖的总体动员能力。根据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这两个维度，可以对政治领袖的模式进行类型学分析（见图 1）。图 1 中显示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类型的政治领袖，除了Ⅳ型之外，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强人特点。其中Ⅰ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是典型的政治强人，因此最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Ⅱ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Ⅲ型领袖具有强政体动员力和弱社会动员力，都不属于典型的政治强人，但是他们如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某一方面的强动员能力，也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Ⅳ类型领袖具有弱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因此不属于政治强人，难以建立强人政治模式。
政治领袖在建构自己动员能力的过程中又受制于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笔者在这里集中分析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并不否认其他组织和制度比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其实上文在分析领袖的社会动员力的时候，已经隐约提及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界定了该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因此， 正式政治体制之外都可以被看作广义的社会。明确了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政治领袖的约束力，对政治领袖的其他形式的约束力则都可以归为广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力。
政治领袖所受到的组织—制度约束，主要来自于政党和政体两个层次。组织约束在政党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党组织的稳定性很高，政党组织权力巩固并在政党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政党组织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党组织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制度约束在政体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本国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体制度的稳定性很高，政体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并有效运转，那么政体制度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体制度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体制度结构以及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政党组织既对自己构成组织约束，也是自己的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政党组织连接了国家与社会，并使政治领袖在国家与社会中实现“双重嵌入”：政治领袖既是国家权力的塑造者和行使者，也是社会利益的塑造者和表达者。一个稳定的政党组织固然会对政治领袖构成组织约束， 同时，政治领袖要建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又必须借助政党这一有效的组织工具来具体实施，这比政治领袖绕开政党组织单枪匹马直接面对社会和政体进行动员的方式要有效得多。政治领袖需要权衡来自政党组织的约束效应和工具效应孰轻孰重。如果约束效应大于工具效应，政治领袖要么脱离本党而组建新党， 要么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党的组织约束，同时诉诸民粹主义，更多发挥个人魅力与社会和政体直接接触以进行动员。如果工具效应大于约束效应，政治领袖就会继续强化所在政党的工具效应，使之更加围绕自己的卡里斯玛型权威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