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朗普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属于Ⅱ型领袖，是非典型的政治强人，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色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建构自己社会动员力的过程中，对内诉诸白人保守主义，对外则高举“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大旗。自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平等、文化多元已经在美国成为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原则，非白人族裔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 加之其人口出生率的优势和仍在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使美国中下层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经济全球化不但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也使得美国中下阶层失去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财富高度集中在华尔街、硅谷等金融、科技精英手中。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不满情绪， 以限制移民、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为素材，把普通美国人描述成“我们”，而把金融和科技精英描述成支持建制派政治家的“他们”，成功建构了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拥趸。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把美国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引发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后发国家，而美国中下阶层则丧失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美国又大量接收了移民，他们在美国国内与美国人争夺就业岗位；全球化还给美国带来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民族主义，甚至带有某种白人种族主义的色彩。这帮助特朗普建构了强社会动员力，获得了美国白人保守主义者和部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支持。
特朗普的政体动员力则相形见绌，受到较为明显的组织—制度约束。相比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特朗普的共和党从来都不是特朗普的组织利器，只是共和党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所以也并未对特朗普形成过于强大的组织约束。共和党是拥有 160 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组织稳定性较高。而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前从未有从政经历，在共和党内完全没有任何根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始终受到共和党建制派的质疑。只是由于特朗普超强的社会动员力所赢得的巨大选民支持，共和党建制派在竞选中后期才转而支持特朗普。加之共和党的超级代表在初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民主党的超级代表，比民主党更为民主，因此特朗普免遭桑德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时被超级代表选票选下去的命运。因为共和党对于特朗普的工具效应不明显，制约效应反倒很突出，所以特朗普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经常绕开共和党组织而直接与选民沟通，充分发挥自己的媒介影响力和煽动能力，表现出某种民粹主义特征。在商场如战场的商人生涯中，特朗普投资选美、脱口秀等电视节目，谙熟如何有效利用媒体达到商业目的，在竞选过程中也充分利用电视等媒体发起宣传攻势。在竞选过程中和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利用推特这一新媒体直接与美国民众沟通，开创了所谓“推特选举”“推特治国”的新模式。
如果说特朗普受到共和党的组织约束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所受到来自美国宪政体制的制度约束就大得多了，这与埃尔多安所处的不稳定的土耳其宪政体制有本质性区别。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建立了标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体制，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关系也稳定下来，因此美国政体中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制衡机制都较为完备，具有高度的制度稳定性。美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还表现在宪法的稳定性上，美国于1787 年制定的宪法沿用至今，在 200 多年的历史中只以增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过 27 次修改，平均每八年半增补一个宪法修正案。在这样高度稳定的政体之中，特朗普的执政可以说是备受掣肘。上任总统伊始，特朗普就于 2017 年颁布“禁穆令”。但是该行政命令很快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冻结，为此美国司法部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才最终获准继续执行该命令。加利福尼亚州更是与特朗普唱对台戏，通过州立法宣布加州自 2017 年开始正式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特朗普随后签署行政命令，停止向旧金山等非法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这又引来旧金山市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违宪。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之一的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展开拉锯战，导致国会没有及时通过拨款法案而使得联邦政府关门 31 天。在未从国会得到他所期待的拨款之后， 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试图挪用军费修建隔离墙。
相对而言，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尽管颇多“任性而为”，但仍有较多“斩获”，这得益于美国三权制衡体系中总统对外交的主宰权，以及仍然无人可以撼动的全球霸权。为贯彻“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导条约》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认为它们不利于美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以新的协议取代了原有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威胁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还与欧盟、中国大打贸易战。此外，特朗普不断向其北约欧洲盟国、日本和韩国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军费开支，不要在防务方面“占美国便宜”。特朗普的上述举动固然为自己建构政体动员力提供了某些有利素材，但是特朗普依然在加征关税权等方面受到美国政体的制度约束，特别是国会的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