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许多精神特征。在这些精神特征中，爱面子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0页。）渴望别人给面子，保住自己的面子，给他人面子，这在中国人是必须具备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最基本的心理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保住已有的面子，进取更大的面子，这种意识支配着中国人的言行，差不多就是中国人生活意义的所在。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第315页。）在中国人看来，人生的奋斗目标无非是锦衣玉食、光宗耀祖。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使个人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更意味着整个家族获得荣耀与面子。
中国人的许多词汇都与“面子”有关，如：卖面子，丢面子、有面子、没面子，给面子、留面子、要面子、看面子，体面、情面，等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和交际常用的词汇。面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林语堂说：面子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只有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因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78页。）追求高官厚禄、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乃至青史留名，在我们这个无信仰而讲实用的民族而言，庶几就是信仰；而这信仰，除了直接的物质享受，其最大的动力便是“面子”。
然而，何为面子？要下个定义却不容易。如果说它指一个人所持有的尊严（honour），那么每个民族都有面子观念，但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念超乎对个人尊严的要求，有点异乎寻常，有些畸形。这使得中国人与其他民族对照时，“爱面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显著的性格特征。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特征，爱面子最突出的表现是“装腔作势”。“装腔”与“作势”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多为穷人爱面子的表征，后者多为富人爱面子的行为方式。
爱面子的穷人往往喜欢“装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有一段颇传神的描述:一个穷书生到烧饼铺吃烧饼,本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要装作斯文的样子，买一个烧饼装作“正餐”之后的小吃，坐下来慢慢享用。烧饼吃完了，发现烧饼面上的芝麻粒有些掉落在桌上，内心极想捡起来吃掉，但又怕别人看见，遭人笑话，于是假作写字状,用手指蘸了唾液在桌面上划来划去，把桌面上的芝麻一粒粒沾入口中。后又发现几粒芝麻掉到了桌缝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假装做诗而不得状，以手挠头良久，恍然悟出，猛拍桌面，将桌缝里的芝麻全数震出，再做手指沾唾液书写状，将最后几粒芝麻摄取完毕。（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24页。）本来吃饭穿衣都是个人之事，吃什么饭，穿何种衣，没有必要在乎他人评论，但“面子”观念之下，如此简单的事情也不再简单了。在中国社会，有人活动的场所，就天然地存在一个“面子场”，不容任何人无视它的存在。
“装腔”的背后往往是自欺欺人。有个笑话说，某个村落里有一户穷人家，日子过得很不宽裕，但却很要面子。为了显示自己不比富人家过得差，想到一个办法：花一点钱买一块肥猪肉，挂在家里，每天饭后用它在嘴上擦一擦，村里人见他们嘴上泛着油光，以为他家饭菜的油水大，生活条件好，夸赞不已，于是这家人觉得很有面子。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是靠装腔赢得面子的极好的例证。
“装腔”造就了悖谬的虚荣。鲁迅讲过一个笑话：“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与大人物沾一点边都觉得活得有了面子，顿生无限光彩，哪怕被骂也是增了面子，得了荣耀。鲁迅评论说：“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132页。）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此类事例颇为不少。如有的人遭了上司训斥，却常常以为有面子，不无得意地对同事说：“今天又被老板骂了一顿！”自豪的神情写在脸上，分明在告诉别人，自己很得领导的赏识，是受重视、有面子的角色，否则为何许多人想挨骂都没有份呢。一个雇工在获悉雇主对自己不满意而有意解雇自己的时候，采取的行动便是早先一步提出辞呈，以免留下被人解雇的名声，落得没有面子。如此一来便保留了自己的面子，可以对他人说是自己辞了人家的职。
穷人得意时最看重面子。一个穷光蛋苦心经营，吃尽苦头，终于时来运转，成了有权力的人，或者忽然交了好运，飞黄腾达起来，自然是春风得意，满脸透着满足的神情，这时对面子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刘邦击灭项羽，做了皇帝以后，原来那帮与他一起摸爬滚打打天下的穷哥们，并不把他当作神圣的真龙天子，还是惯于在大殿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大呼小叫，这让他自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待到“事十主皆面谀得亲贵”的叔孙通“征鲁诸生，共起朝仪”，文武大臣在新建成的长乐宫依照礼仪齐刷刷向皇帝叩头，山呼万岁时，刘邦终于有了十足的威风与面子，不由自主地发出内心的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司马迁：《史记·叔孙通传》，第2723页。）
历史上的皇帝对臣下的处置，很多是与面子相关的。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大肆屠戮功臣，是因为他要确立皇帝的权威，而与他生死与共的伙伴过于熟悉他昔日的穷酸相，难以很快转过神来，以神圣视之。“兔死狗烹”的悲剧大多发生在穷人出身的皇帝那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帝急于树立权威，而部属不能及时给予面子的结果。相对而言，建立大唐王朝的李渊父子当上皇帝以后，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地杀戮功臣，是因为唐国公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已经确立了权威与等级秩序，众人早已习惯于给他们足够的面子。
穷小子发达后，最怕碰到先前的熟人，翻出他的穷酸老底，扯出他往昔的潦倒穷困，毁了来之不易的面子。这时的旧相识前去攀旧情，在自己以为是得了面子，其实是自讨苦吃。陈胜、吴广当年为人佣耕时与人盟约“苟富贵，勿相忘”，昔日的佣伴听说他做了王，前来投靠。由于少时交好，知根知底，自然少了些客套，缺乏官场上须臾不可少的尊卑意识，“颛妄言，轻威”，很使陈胜失威风，扫了脸面，结果被陈胜杀死。(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第1960页。）
在富人和强人而言，爱面子往往表现为喜欢“作势”。皇帝的威势无出其右，所以是天下面子最大的人，也是最喜欢“作势”的人。在皇帝而言，面子与威势是一回事。帝王们活着时享受金碧辉煌的宫殿，死后的陵墓绵延百里。“皇家气派”也就是皇家的面子。当年秦始皇出游，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惹得刘邦好生羡慕，喟叹道：大丈夫生当如此！（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344页。）何为“如此”？简单地说，台前的“如此”就是皇帝的威风与面子，台后的“如此”则纯粹是兽欲——玉帛、女人、威福，即物欲、性欲、权欲——的满足。在中国社会，最豪华的建筑永远是官府衙门与官员的府邸，原因无他，都是维持官员“如此”脸面的需要，是支撑官位面子的需要。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论，除了穷人的装腔，更多的是暴发之人的“作势”。
在处理与异族的关系上，天朝上国尤其要维持面子。所以，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中，外族与中国的交往都被说成是“慕化”之下的“朝贡”，而天朝的回赠则是居高临下的“赐予”。隋炀帝为了让西域人相信天朝富庶，令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穿着华服，甚至连卖菜人都以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令店家延西域人入酒肆醉饱，不取分文酬偿；又令市上树木以丝帛缠饰，以致胡人疑问，何以不给赤身露体之人衣服，却用来缠树。明代郑和下西洋至今让许多人引以自豪，其实也是好大喜功积习作祟的面子工程，对外族的所谓“厚往薄来”的封赐，其目的即“示中国富强”。此种面子心理至清代更显示其畸形。鲁迅提到一件事：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130页。）明明是吏治腐败无能之下的民穷国弊，丧权辱国，却硬端着汉唐盛世、天朝上国的架子，玩弄些小聪明，自欺欺人地维护在国民面前的“面子”，于是表面上的要面子就变成了内在的不要脸。
富贵者为得面子而“作势”，可以不顾及荣誉与法律。一位朝廷要员的丑公子去逛妓院而被拒绝，他会感到自己失了面子，受了羞辱，为了挽回面子，他会带一班警察返回去，逮捕那个妓女，捣毁妓院。他以这种方式行事，并不以此为耻，相反，在自己与一些人眼里，是为自己争回了“面子”。如今的官员子弟开车撞了人，不是自我反省，赔礼赔偿，反而气壮如牛地吼出“我爹是李刚”，这在他的感觉里是获得了威势与面子，其实是活脱脱地不要脸。
脸与面在外国语言里是同一个意思，但在中国文化里却不同。富贵之人爱面子而不要脸才能活得滋润，如果爱面子且要脸，则注定要走上绝路。当年项羽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最后竟落得无一人生还；项羽自刎于乌江，临死之前想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卷土重来，东山再起，而是自己的面子：“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第336页。） 项羽一生爱面子，从他坚持“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为面子而显摆，到他于山穷水尽之际仍一力维持面子，宁死而不知权变，显示出他是有底线的英雄，而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客。这种英雄本色赢得了后人的赞赏。李清照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相较之下，刘邦是不要脸的典型。从年轻时的“好酒与色”；赴吕公贺宴，身无分文而厚颜谎称“贺钱万”，坐上首席；鸿门宴上受项羽百般羞辱，被迫低声下气应答而浑不在意；面对项羽执其父欲烹之的恫吓，嬉皮笑脸地以“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而幸分我一杯羹”的无赖做派应对，这一系列的行为说明他不仅是一个无赖，更是一个既不要面子也不要脸的政客。作为政客，此人明白一个道理：为夺取大位，忍要忍到无耻，狠要狠到无情；只有不要脸面方可无敌于天下，最终得到天下，得到梦寐以求的人生最大的面子，否则，在权力角逐中就会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凭着这套“厚黑学”，他坐上了并且坐稳了皇帝的宝座。
二
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涉及中国人的一种人生态度：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有作为“人”所需要的基本的面子需要维护，尤其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这种面子观念就更显突出。在这个层次上，面子差不多与人的基本尊严是相同的。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1922）于1860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厦门传教，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打过交道，对中国社会可谓了解至深。他以一种异质文化观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好面子的习俗做过观察，对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面子”观念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理解。他认为，中国人的重要习惯是，总是把面子同人类生活之外的许多东西相联系，谨慎小心而不使有失尊严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以致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中国人不单自己要面子，还讲究顾及他人的面子。他讲了自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某地的信徒要赶走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传教士，悄悄地到他的上司那里去告状，而在他们得知这个传教士将被调到别处去以后，却又公开做出种种姿态挽留其人，从而给他一个面子，好让他体面地滚蛋。麦高温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古怪奇妙的思想”；但他又说，热衷于“面子”也表现了中国人的幽默和善良，因为他们不仅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且往往顾及他人的面子。因为每个人都有面子意识，所以珍视自己面子、顾及他人的面子，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人事准则。（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9-292页。）这种人事准则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是一种普世的人性观念。
然而，中国人的面子观所展现的是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国人面子观念的特色是它的异乎寻常的普遍性与高强度，它几乎是人人、时时、处处具备的强烈意识。面子观念支配下的中国人的行为，呈现为一种非自然的游戏。20世纪初,一个美国人写道，要了解中国人“面子”的含义,就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况,他们便立即进入角色,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打躬作揖,跪拜叩头,口中念念有词……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总之，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明恩溥著，李向晨、成江译：《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页。）中国人的面子行为，在本质是“普遍的做戏”。但这种做戏行为，“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与持久性，而“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鲁迅：《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45页。）
中国人之所以普遍而持久地“做戏”,实在是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戏台。在这个“家国一体”的大戏台上，演戏的环境与氛围使每个人必须撇开本真的自我，充当社会伦理规范要求的角色。经过正统意识进行的长期的“规训”，每个人都本能地训练出一套行为规范，下意识地按照所谓“社会规范”进入角色表演。违背了角色意味着失去面子：高贵者不能如低贱者一样行事，而低贱者也不能冒充高贵者一样作为；行为不得体便意味着失去面子。皇帝行为不当，就会被讥为“望之不似人君”，小人物模仿或冒充高贵者行事，轻者被讥为不知深浅，不懂规矩，重者则被视为心怀异志，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对每个人而言，失了面子的结果便是“下不了台”。
在中国社会提供的人人无可逃避的大戏台上，构成其舞台背景的是其传统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礼法制度的持久不变；二是家族制度的牢不可破。礼法制度与家族制度的存在，是理解中国传统“面子文化”的关键：只要这两种制度存在，人们就要按照其要求行事，面子观念就不会消歇。
礼法制度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政治伦理中的君臣尊卑贵贱、人伦关系中的长幼秩序、职业分工中的士农工商，处处存在着等级划分，处在不同等级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相应的行为方式。维护自己等级的基本行为方式，意味着维护自身的面子；向高等级递进或与之产生某种联系，是一种荣耀，意味着体面，即获得面子；反之，行为方式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或同化于下层等级，则意味着有失身份，丢了面子。所谓面子，其实质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失了身份也就失了面子，因此面子才被人如此重视，被极力加以维护。
钱钟书论“吃饭”中的面子问题，说：“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钱钟书：《吃饭》，《钱钟书作品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4页。） “吃饭”之事看似简单，但涉及的人际关系，则相当复杂，它所涉及的问题在实质上是等级制度。请有饭吃的人吃饭，是希望吃者给予面子。有饭吃而去吃请，在吃请者一面，是赏了请吃者面子，在请吃者是得了吃请者的面子——这通常是社会等级中高等级对低等级的面子；有饭可吃者主动将饭给予无饭可吃者，显示的则是施与者的慷慨，得到的是随社会赞赏而来的面子——这是富贵者对低贱者的面子；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在大多情况下都是“丢面子”，但这是穷人对富人的“丢面子”，对同类人却不见得都是“丢面子”，比如说，一个乞丐到一位权贵家乞食而得人赐饭，在乞丐而言，不仅不是丢脸行为，可能成为炫耀的资本，在同类人眼里往往成为值得羡慕的有面子的事。请吃与吃请，有面子还是丢脸，其中的关键，是等级制度决定的身份地位。
从家族制度讲，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始终割不断与家族的脐带，而只是作为家族中一员而存在，所以获得或丢失面子，都不仅仅是个人之事，毋宁说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中国人的面子观念里，个人的面子往往与家族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一个人仕途上的成功与失败，事业上的繁荣与衰颓，不仅事关个人的面子，也关乎家族的全体成员的面子。这种观念即使在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社会，仍然有其余响。一个人购买何种汽车，本来是一件与他人无关的事，但对一些人来说，则还有一个面子问题。他至少要考虑，何种品牌、款式和颜色，不能太过廉价，否则不仅开回家中家人觉得寒碜，脸面无光，即使开到幼儿园接孩子，孩子也觉得没有面子，被小朋友嘲笑。
礼法制度与家族制度是建立现代国家的绝大障碍，面子观念既与此两种制度相关联，则必与现代国家各种制度相抵牾。林语堂说：“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难以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180页。）同样，我们可以说，在法律面前，强人与富人没有了面子，没有了抖威风的习惯与机会，国家与民族的法律才会获得名副其实的尊严、有面子，否则，法治之声喊得再高，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姿态，也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幅不能充饥的画饼。（张绪山，2017-8,刊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