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帮劳工消愁解闷的用途是最广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纪到海外的华工使用得最普遍。华工的典型处境是：在异乡做着让人精神麻木的苦力、无聊、想家、没有亲属监督。于是他照家乡的船夫、轿夫排解愁闷的方法，有样学样抽起鸦片来。这并不妨碍他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没有影响的。曾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但是这种工人经常有债务在身，如果是离家乡很远的，更是经常寅吃卯粮。只要债没还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国老家去。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的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为数不少的华工终于因为生病或绝望而停止推磨，最终使他们停下来的也是鸦片—— 一次吸食过量的鸦片导致了死亡。
种植鸦片的国家都有暴利可得。统治者——多半是宗主国的官员——会把鸦片专卖权拍卖给出价最高者——通常都是由武力不弱的帮会支持的华商集团买去。这些帮会不让竞争对手侵犯他们独占的利益。华商们供给华工的鸦片是按垄断的定价，往往要扣掉他们半数甚至2/3的工资。拍卖鸦片的政府可以坐收源源不断的厚利。据历史学者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指出，新加坡等于是靠嗜抽鸦片的华人苦力在赡养，殖民政府19世纪的总收入有一半来自鸦片。
中国工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在埃及工作的医生记载，上了瘾的埃及粗工把工资的大部分花在了买瘾品上。以每天可赚5个比索的工人为例，通常是花1个吃饭、花1个买烟、花3个在鸦片类制品上。有一个地主因为瘾头太大，连送妻子回娘家探亲的费用都挪来买了瘾品。还有一家尼罗河运输公司的承包商是有海洛因瘾的，他索性只给装卸工人臭腐的饭食吃，拿克扣下来的钱买每天两包的海洛因。后来警方搜查他的账簿，才发现他还以瘾品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借此多赚30%的利润。这种做法至今仍存在于泰国的大型渔船上，据传这种船上的渔工有20%或以上是有海洛因毒瘾的。
在牙买加的印度大麻田里，除草的青少年工人有时候是会领到大麻作为工资的，所以他们工作中处于“嗨”的状态也是颇为常见的。凡是有印度大麻文化情结的地区，农工们普遍服用大麻。每逢收割季节，旁遮普省的消耗量会增加一半。哥伦比亚农民宣称，大麻可以消除疲劳，可以提振体力和精神；服了大麻的人打拼不会累。这跟批评美国大麻文化情结的人士所说的恰好相反：大麻使人浑身无力、缺乏动力、虚脱疲惫，所以根本无益。人服食瘾品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举动？这既是药理学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及文化背景的问题。为了撑过甘蔗田里整天的劳苦而学会吸大麻是一回事，为了在摇滚演唱会中熬夜狂欢而学会吸大麻则是另一回事。状况不同，服食瘾品后的反应也就不同。
在农业尚未机械化的时代，烈酒在欧洲与北美曾经扮演过与大麻烟类似的角色。加紧赶工的收成期要喝酒，收成完毕庆功时要喝酒，为了排遣农村生活的劳累与无聊也要喝酒。但是烈酒比大麻的价钱贵，经常豪饮的农民一定会成为穷光蛋。在东欧地区，除了小镇社区的犹太人（shtetl Jews）和区区几个戒律严格的少数宗教团体之外，农民把钱耗在饮酒上是常见的。有些农民把马铃薯和谷类送进地主的酿酒厂，直接换回伏特加酒。担任翻译的朱韦纳尔·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Juvenale Ivanovitch Tarasov）回忆自己故乡俄罗斯村庄在19世纪80年代的情形：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村里半数的农民时常一醉就是好几天……一瓶伏特加酒渐渐成为一种币值的标准单位。如果询问农民做什么活需要付他多少工资，他的回答不是以卢布算，而是以几瓶伏特加来算。如果商店里没有伏特加的现货，农民就不肯干活；等到店里进足了货，就会有农民蜂拥而至抢工作，要赚钱去买酒。有商人整车运来一箱箱的伏特加，近乎疯狂的人们就拿着工资、家里的牛、一切财物去换酒……我还记得，那时候会看见身上总共只有一件衬衫可穿的男人，他把其他所有的衣物都当了。衣不蔽体的女人也不算稀罕的景象。能换酒的东西全都换酒了。
为逃避现实而饮酒在欧洲惯用瘾品的贫民区也很常见。社会改革者认为这要归咎于工人的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不舒适。左拉（émile Zola）曾在1868年的作品中指出：“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以下一则欧洲移民在美国的实例即是证明。1855年间，一群爱尔兰籍的铁道工人——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流氓”——来到中西部一个城镇的一家德国旅店。一位路人把这旅店的功能解释给他们听之后，他们大呼小叫起来，把大拇指放进嘴里做出模拟酒瓶塞子拔掉的声音。旁观的一位挪威人在家信中反感地写道：“这德国人（旅店老板）立刻拉大嗓门推开店门，开始口吐不成句的糟糕英文，手忙着开威士忌酒。他就要成为资本家了，因为这些家伙酒量惊人，一口喝下一夸脱的烈酒，眼皮也不眨一下。”
好酒贪杯的工人——例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伦敦遇见的豪饮啤酒的年轻印刷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看见的在曼彻斯特街头醉得东倒西歪的无产阶级民众、完成长途赶牛任务的美国西部牛仔们、南美洲酒馆里的牧民们、来自各国获准上岸的水手——都毫不吝惜地把工资花在买醉上，如果没有在烂醉之前就被警察带进拘留所的话。他们总要喝到自己头疼欲裂、钱包空空，之后就不得不回去再为雇主卖命。富兰克林很看不惯“这些不知振作的人就这样永远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酒精使这些人无休止地出卖劳力，正如鸦片使中国苦力的苦工永远做不完。
烟草亦如此，只是比烈酒和鸦片的作用程度略逊一筹。曾有一首年代不明的梵文诗中说：“一个人不论多么穷，也不会舍弃烟草不抽。”英国医生约翰·罗兰（John Rowland）曾于1659年间这样写道：“农夫、拖犁的人、扛运工人，以及几乎所有出卖劳力的人都请求发给烟草，声称这东西让他们精神焕发。许多人为了得到烟草，连必需的粮食也甘愿不要。”烟草生产扩大以后，价格降低了，为买烟草而使子女挨饿、拿财物换取“这少量迷惑人的无用东西”的事仍然时有所闻。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曾经估计，17世纪爱尔兰农民的食品开销的2/7是用在烟草上。这项统计颇奇特，却也很有意思，因为佩蒂把食品和烟草同列入摄取营养的基本项目类。总之，烟草类产品一直到20世纪仍是低收入工人的一项重要开销。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之际，佐治亚州的黑人佃农仍将现金收入的6%花费在买烟上。按经济学家杰克·戈特塞根（Jack Gottsegen）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群的人们的日常零花几乎全部用在买烟上——远高于用在阅读、生活用品、教育上的比率。
纵观以上，可见瘾品一向都是人们上进之路上的一种阻碍，存钱、购地、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目标都可能因瘾品而遥不可及。这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大阴谋。事实上，借瘾品提神解闷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人类本来是集结成群游猎为生的，后来演化成定居农耕的社会，这种生活方式不如以前游猎状态那么多变、那么令人身心满足，也比较不平等、不利健康。游猎生活的人群也重视瘾品的价值，但多在巫医仪式中使用，不常用来应付从早到晚劳动的辛苦。借服食瘾品排遣日常生活的单调苦闷（或治疗伴随定居生活而来的肠胃病与寄生虫病）都是文明化生活才有的。用瘾品使婴儿安静昏睡，以免打扰忙碌的父母或照顾者，也是文明的副产品。20世纪初期以前的劳工阶层中，使用鸦片或大麻安抚幼儿是常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存在这种习惯。这都是迫于社会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显然违背了人类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