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存在顺差。
问题绝不仅止于此。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鸦片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让我们大吃一惊。有资料显示，在明清时代，世界上存在着以东亚、欧洲、美洲以及它们各自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一个贸易、经济体系。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为主要市场，具有支配作用。
对于明清时代各大洲之间的实物交流，中国的史家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欧洲、美洲、非洲，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就中国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比如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新作物的巨大产量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在明清时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不是因为明、清政权的鼎革所引起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会在17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15—19世纪灾害频仍的中国内地，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今天中国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产美洲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当然，17世纪前后，东南亚各国涌入大量中国移民，生活在马尼拉地区的华侨就达三万多人，这都是地区贸易所带来的结果。所有这些事实，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它的工业品进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解决中西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这些重要作物的流传，借助于地区之间贸易网络所固有的航线，尤其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更成为这种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区贸易的催化剂。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根据估算，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中国仅从欧洲和美洲就通过货物贸易输入了将近五亿多两的白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而据一些外国学者估计，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白银存量约十一亿两。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与外国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顺差。同一时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生产能力在大幅增长。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着自己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这种拓展，在东方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王朝，既不打算也不准备了解这些远洋而来的“夷狄”。与中国交易的事情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们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复杂的是，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清朝的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幕后交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后，按照规定应该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白银的管理费，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降至一千二百两白银，条件是付给海关监督三百两白银的感谢费。这些贸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约”，令英国政商界感到愤怒。因此，他们多次派使团赴中国试图与清朝政府直接商谈贸易条件。但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归。然而，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虽然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但却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空间。而广州的行商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明、暗规则和敲诈勒索的盛行，正适合进行这种商品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