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担忧，关于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的遗传学发现有可能被用来合理化种族主义，对此我表示深深的理解。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份理解，我非常担心这些人否认人群之间存在差异的做法，反而会把他们自己逼到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上。在接下来的科学事实面前，他们很快就会在这个位置上败下阵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群体遗传学家都努力避免跟正统学说发生冲突。每当被问及人群之间是否存在生物学差异时，我们常常是含糊其词，学着理查德·列万廷的做法，说出一些满是数字的解释，例如，任何一个人群内部的个体之间的平均差异是不同人群之间平均差异的大约6倍。我们会指出，虽然有一些性状在不同人群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肤色，但是导致这些差异的遗传突变是极其不常见的，如果我们观察基因组里的大多数遗传变异，它们的频率差异一般都是极小的。16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是它们精心地掩盖了一些生物学性状在人群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家一直跟人类学家协力合作，主张人群之间的差异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种合作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只需要看看那些知名的“基因组学博主”的博客。自从基因组革命开始以后，网络上就活跃着各种关于人类遗传学差异的讨论，有一些博主甚至还成为分析公共数据的能手。跟大多数学术界的学者相比，基因组学博主在政治上属于右翼。拉吉布·可汗（RazibKhan）17和迪纳克·庞迪克斯（Dienekes Pontikos）18经常发表博文，推广最新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性状，例如外貌和运动能力。一个名为欧洲基因（Eurogenes）的博客经常发表一些触及敏感话题的博文，有时候甚至会吸引上千读者评论和回复。这些敏感话题就包括，是哪一个古代人群传播了印欧语系？19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过的，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关于印欧语系的扩张有着不同的传说，有些国家的民族神话正源于此，20而有时候这些传说也被滥用，例如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21基因组学博主们认为，当学术界在谈论人群间的生物学差异的时候，许多学者并没有遵从科学该有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对学术界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基因组学博主常常以揭露学者们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乐，指出他们的说法没有真实反映他们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中的科学发现。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真实的生物学差异有哪些呢？我们无法否认在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平均遗传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肤色上，还包括我们的体型、代谢淀粉和乳糖的能力、在高海拔呼吸生存的能力，还有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而这些发现还仅仅是开始。我估计未来将发现多得多的在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性状，我们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发现，主要原因是现有的研究还欠缺足够强大的统计学工具。对于绝大多数的性状，正如列万廷所说，更多的差异是发生在群体内部而不是群体之间。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的性状，每一个群体里都会存在一些个体有极端高或者极端低的数值。但这并不排除这些性状在人群之间存在着更微小但却显著的平均差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传统的正统观念都很明显站不住脚。2016年，我参加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个讲座。该讲座的主题是“种族与遗传学”，由生物学家小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L. Graves Jr.）主讲。在讲座中，格雷夫斯对比了控制肤色的5个遗传突变和参与大脑活动的上万个遗传突变。每一个控制肤色的遗传突变对性状都有比较大的效应，而且这些突变在不同人群之间的频率差异很大。格雷夫斯推断，与控制肤色的遗传突变相比，控制大脑活动的遗传突变每一个都只有很小的效应，而且由于数目众多，一些突变从一个方向上改变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另外的突变就会从相反的方向上改变，综合起来它们的效应就会相互抵消。
但是，格雷夫斯的这种推断并不成立。理论上，只要自然选择发挥作用，不同的人群在分离之后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那么无论是只受少数遗传突变控制的性状，还是受许多突变控制的性状，都有可能在人群之间发展出显著的平均差异。现实观察到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受许多突变控制的性状（与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类）和只受少数突变控制的性状（例如肤色），同样都是自然选择的重要对象。22对于受许多突变控制的性状，我们当下拥有的最好例子就是身高。对几十万人的样本研究已经表明，身高是由基因组内上千个变异位点控制的。在2012年，乔尔·赫希霍恩（JoelHirschhorn）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作用在这些变异位点上的自然选择压力，导致了当今南欧人的平均身高比北欧人的要矮。23身高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乔纳森·普里查德（JonathanPritchard）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大约2 000年时间里，跟许多其他性状相关的遗传位点在英国地区也受到了自然选择。这些自然选择使得婴儿的头围和女性的臀围都慢慢增大，女性臀围的增大有可能是为了适应逐渐增大的婴儿头围，使得分娩更加顺利。24
我们总倾向于认为体型是一回事，它确实有可能受到了遗传因素的控制，但与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们是特殊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现有的研究已经揭示这些性状在遗传基础上是类似的。在有关疾病的遗传学研究中，参与者会填写表格提供他们的身高、体重和教育程度等信息。这些信息为我们研究教育程度的遗传基础提供了便利。丹尼尔·本杰明（DanielBenjamin）及其同事从多项疾病研究中，收集了超过40万欧洲人的教育程度以及基因组信息。他们利用这些信息，找到了74个在教育程度高的人里更常见的遗传变异位点。这种相关关系有着非常强烈的统计学证据，而且也将可能的干扰因素考虑在内了，例如来自不同人群的样本之间的异质性。25本杰明和同事还发现，利用遗传信息去预测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尽管在这个性状上社会因素的影响肯定比遗传因素大。他们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威力：在他们的研究对象欧洲人里，基于遗传信息的预测模型可以预测出每一个人达到高教育程度的可能性。对这个模型的验证发现，在前5%的有很高可能性达到高教育程度的人里，有96%的人确实完成了超过12年的教育。而在可能性最低的后5%的人里，事实上也只有37%的人完成了超过12年的教育。26
这些遗传变异位点是如何影响到教育程度的呢？最简单的猜想可能是，这些位点对学习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但这种猜测很有可能是错的。有一个项目对超过10万冰岛人研究之后发现，这些遗传突变在晚育的母亲里更为常见，而且它们对晚育比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大得多。所以，这些遗传突变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很有可能是间接的，它们让携带者推迟生育，从而也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学业。27这个例子也说明，当我们发现某种遗传差异与行为有关系的时候，它们实际的作用机制可能并不是我们直觉想象的那么简单。
根据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与教育程度相关的遗传突变在不同人群里的频率并没有系统性的差异。但是一个令人深省的发现是，在冰岛，根据遗传信息预测的教育程度在老一代人里平均要比年青一代的高。28冰岛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奥古斯丁·空（Augustine Kong）阐明，这种现象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自然选择逐渐淘汰了那些预测教育程度高的人，因为他们推迟了生育的时间。基于这个发现，既然自然选择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让一个人群中控制教育程度的遗传基础发生系统性的变化，那么我猜想，这些遗传突变，以及它们所控制的性状，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些在欧洲人群里影响教育程度的遗传变异到了欧洲以外的人群里，是否同样也会影响教育程度。既然这些变异能够在一个人群里影响行为，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它们在其他的人群里应该也有类似的效应，尽管具体效应的大小会因为社会系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对教育程度的遗传学发现很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本杰明的研究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发现了控制各种行为性状的遗传因素。29其中有一项对7万多人的研究找到了20多个基因的遗传变异，这些变异能够有效地预测一个人在多种智力测试上的成绩。30
对于那些想要否认人群之间存在着生物学差异的人来说，他们最自然的辩护手段可能就是主张：就算这些生物学差异存在，它们也是微小的，不会造成人群之间在能力和行为倾向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主张认为，人群之间分开的时间很短，根本不足以让认知和行为这些复杂的性状发生巨大的变化，就算真的有差异，这些差异肯定也是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初列万廷的主张：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远远小于个体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但问题是，这种主张也站不住脚。非洲以外人群之间分开的时间大约有5万年，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人群之间分开的时间则有20万年以上。这些时间从人类演化的尺度上讲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对身高和婴儿头围的自然选择能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发生作用，31那么认为与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不可能在人群间存在平均性差异的想法，看起来赢面并不大。
就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差异的具体性状是什么或者差异有多大，我们也应该让科学和社会做好面对和处理这种差异的准备，而不是自欺欺人，假装这些差异不可能被发现。保持沉默、向公众和同事暗示人群之间不可能存在差异的做法，作为科学家的我们已经无法继续这样做了。事实上，这种传统的策略后患无穷。如果我们这些科学家依然固执地置身事外，不愿意为讨论人群的差异提供一个理性的框架，那我们就相当于为伪科学留出了一片真空地带。这可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比我们敞开讨论人群差异的各种可能性所带来的结果要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