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可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人类对食物的追求塑造了今日的社会，因为早期人类社会的结构，完全是建立在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而祈求农作物丰收的仪式，则可能是最早的宗教原型。十八世纪法国美食家萨瓦兰曾说过：“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谁。”这句话有深远寓意，值得我们玩味。
无论东方或西方，宗教的源起，其实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伦理或道德无关，甚至也与对错或善恶无关。宗教充其量只是早期人类一种心理上的寄托，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四季、阳光、雨水和自然界的秩序，是可以靠祈求神明而得到的。遇到心存善念的神，如果我们膜拜他，可让粮食盛产；不幸遇到凶神恶煞，则可能导致歉收、天灾或瘟疫。
在古代，食物是生命，也是财富，谁掌控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食物不仅促使商业诞生，也强化了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
此外，食物也一直是战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乃至于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军事战役要成功，就必须仰赖充分的粮食补给。1945年美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即是利用空运来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拥有超强的军队和海军，却输掉美国“独立战争”，败给了几乎毫无训练的美洲殖民地农夫，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英国无法提供有效的粮食运补。有名的军事家威灵顿公爵曾说：“要达成你的目标，你得先吃饱。”
在二十世纪之前，粮食是各国政府施政的大事，因为粮食的多寡，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即使二十世纪开始后，粮食的重要性已经相对降低，但许多政治学家仍然把苏联在1991年的瓦解，归咎于粮食短缺和1989至90年全球谷物歉收。
虽然十八世纪马尔萨斯理论所主张的“人口成长陷井”强调，只能直线成长的农业生产力无法赶上呈几何倍数成长的人口并没有发生，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饱受饥荒与营养不良之苦。尤其是近几年来，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二十年后世界上的食物可能会再度短缺。食物的演变，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影响着人类发展的方向。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人类狩猎与觅食社会开始试图掌控自然生态系统，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人从此就有意识地栽种粮食。虽然早期的农夫不见得吃得比觅食和狩猎时期的人更好，但最早的农夫，可算是历史上第一批“摩登文明人”。公元前一万两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是现代文明孕育的期间，当时人类农耕能力的进步，是造成科学技术大跃进的主因，因为人类所耕种的农作物，都是已经经过品种改良的植物。
亚当.史密斯曾说，工业革命是农业的后裔。实际上，人类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已有相当能力栽种植物和饲养动物。欧亚民族兴起之后，约在公元前8500年栽植小麦，中国在公元前7500年种植水稻，南美洲人在公元前3500年栽种玉米，公元前8000年近东的伊拉克也畜养绵羊和山羊，再隔了约两千年，又开始养猪。公元前6100至5800年，土耳其和马其顿有人养牛，公元前6000年东南亚开始养鸡，公元前4000至3000年欧洲出现种植橄榄、无花果、枣子、葡萄和石榴。
现代我们所吃的大部分食物，其实早在公元前2000年，人类就开始栽植或豢养，而且多数动、植物的品种，也早已完全改良过了。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希腊在公元前7000年已经成为农业社会，义大利、西班牙、德国在公元前6000年，而英国人则要到公元前5000年才开始农耕。
时至今日，在几千年前就改良过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仍是我们每天主要的热量来源。现在很多的食物，品种经过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所创造的。例如，胡萝卜原本是白色和紫色的，今天大家吃到的橙色胡萝卜，是十六世纪时荷兰人为了讨好英国国王威廉，特别创新育种成功在进贡时用的。事实上，今天没有任何一种经过栽种的植物或饲养的动物，可以不经人工照料而野生存活，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被基因改良后的品种。
小麦、水稻和玉米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连今日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早期的农夫流传下来的。世界上90%的人所说的语言，可区分为七个语系，分别来自历史上七大农业发源地。到公元前2000年，大部分人类都已经从事农耕了。人类改造了食物的基因，人类的基因也受食物影响而改变。驯养、栽培和育种是一条人与食物交互影响的双向道。
事实上，农业完全是人为的，它对世界造成的改变远远超过人类其他的任何行为。一万年前，农耕让人类有能力定居生活并从事生产，但农业发展也导致社会阶层化的发展。狩猎觅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物品和食物大多为集体所共有，并公平分享。进入农业时代后，私人所有权和财产的观念渐渐出现，社会分工及阶级思想也才产生。
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或许一部分就是受到摩根狩猎觅食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的描述所启发。不管摩根的想法是否正确，但是从农耕获得的粮食盈馀使人类可以朝向专业化发展，如具有不同手工技艺的工人、士兵和抄写员便应运而生，而后两者尤其会让统治者如虎添翼。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大型的中央建筑物开始出现。它们也许是粮仓、宗教聚会所或是领导人的住宅，但都必定有贮存粮食的功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约在公元前5500年出现了许多精致的坟墓陪葬文物，但不是所有的坟墓都有，有无之间，差异极大，这表示当时的社会已经有很清楚的阶层结构。
考古学的证据并无法清楚地呈现社会阶层化的机制，但似乎愈复杂的社会愈有生产力，也愈有韧性对抗大自然中的苦难而存活下去。部落如果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就更可以和别的部落一争高下。就在最初的城市出现时，人类所打造的不朽建筑也出现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塔庙和埃及的金字塔群。
在早期的文明中，食物可用来支付劳务和税金。储藏食物的多寡代表了价值、货币和财富。当然，当时社会也接受用提供劳务的方式来抵缴税金。就在农耕出现后，菁英分子和神祇也同时出现了。农民向统治菁英缴税，统治阶层接着向神明进贡，并献上牺牲祭品，神明再回过头来保佑农民丰收。
举例而言，哥伦布之前，早期的中美洲人相信玉米是神明的肉体，这股神力会藉由吃玉米而进入人的血液中。人的活体祭祀见血后，可以偿还世人对神的债，因而用活人的鲜血献礼，就可维系住宇宙的大循环。
在这制度中，统治阶级便得以在神明和农民大众间取得关键性的角色，并因此让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制度，当然相对地统治者也就有照顾百姓的责任。其结果是，人民用土地种出的农产品向统治者缴税，并用活人当祭品做为心灵的食物向神明进贡。这种新的因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让一切统治都得到合理化。似乎放弃先前比较平等的生活方式，成为农业降临后文明要延续下去无可避免的结果。
随着文明演进，食物继续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公元一世纪前后，酿酒的技术从近东传到东方，而面食的知识则从中国传回近东。古时候，香料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大约公元一世纪，历史上记载一年中有多达120艘罗马船舶航行到印度去买香料，香料也透过陆路进行贸易。古丝路由于跨越了不同的洲际陆路，把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连接起来，虽然称做“丝路”，但香料却始终是所有载运商品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
你可以想像所有美味的食物都是跨越千山万水才到达西方的吗？根据记载，当时罗马和东方因香料产生的贸易逆差每年高达一亿罗马币，约与现在十吨重的黄金等值。公元641年，穆斯林占领埃及的亚力山卓后，香料贸易便落入穆斯林之手，而他们在欧洲的“经销商”威尼斯人也趁势兴起。但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图曼土耳其人攻陷后，海路和陆路的香料贸易就完全被鄂图曼人所掌控，而且也不再分一杯羹给其他欧洲国家了。于是有很多历史学家说，因为欧洲人要开发新香料贸易的途径，因而启动了大探险时代的来临。
其实早在大探险时代前，很多早期的文明都想了解地球及探索世界。西元二世纪，希腊人如托勒密就曾经尝试着估算地球的圆周长，可是他没有算对。但另一位早他四百年的希腊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却已算出几近精确的答案。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记录过腓尼基人曾经在公元前600年划船绕行非洲一圈。
不过在欧洲历史中的黑暗时期，某一些西方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事实上，哥伦布在1492年9月6日从加那利岛启程到美洲前，葡萄牙的大航海家亨利早已展开到非洲西海岸的探险。1488年结束前，狄亚士船长已经绕行过非洲南端，而1497年底达伽马船长则航行至非洲东岸，并雇用一位穆斯林领航员航向印度，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在接近卡利卡特城靠岸，正式开启了欧洲殖民时代，也开始了香料全球化的时代。
欧洲人一意孤行红薯分了全世界，把全世界的土地拿来争战、占领和买卖，完全不考虑其他民族，就像是把世界当作版图来玩大富翁游戏一样。
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在1667年的布列达条约中，荷兰人只是为了垄断肉豆蔻的贸易，就拿北美洲一个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小岛和英国交换一个叫岚屿的小岛。岚屿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班达群岛的一部分，新阿姆斯特丹却是现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岛。由此虽可见香料在当时的重要性，只不过现在荷兰人应该是后悔莫及了！
哥伦布终其一生并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到达亚洲，但是他所发现的美洲，却为全世界带来了许多新的食物。实际上有一说是，如果没有玉米和马铃薯，世界人口无法成长到今天的水准。欧洲人口在1650年是一亿三百万，1850年到达两亿七千四百万。在中国，1650年有一亿四千万人，1850年增加到四亿人。蕞尔小岛爱尔兰的变化则居全球之冠，它的人口从1660年的五十万增加到1860年的九百万，主要关键就是马铃薯，因为就连在爱尔兰这样的不毛土地上，马铃薯都可以生长。
历史学家艾弗瑞.克罗斯比把这场美洲植物与旧大陆植物种类的相互流动，称为“哥伦布交换”。在这个粮食全球的移动和交流中，欧洲人特别称颂马铃薯，直言是老天给他们土地所能生产作物的最大恩赐，也是一个农业的奇迹。
法王路易十六曾经把马铃薯花别在他衣服的翻领上，以美丽著称的玛丽皇后也曾把马铃薯花环戴在头上做为发饰，说明了马铃薯的魅力连皇室都档不住。拿破仑更颁授荣誉勋章给法国科学家安东尼.帕门提尔，以表彰他在法国种植并推广马铃薯到欧洲的贡献。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也提到，在经济上，马铃薯是一种比小麦更优良的植物。
如果没有这些在美洲发现的新粮食（玉米和马铃薯）让欧洲可以从繁荣的农业中释出额外人力，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也许就无法发生。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会问：“为什么各国的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彼此速度也不同？”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农业生产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进行任何的经济改革，除非它能让老百姓先吃饱。
马铃薯几乎可在任何地方种植，只需三至四个月就成熟。一粒玉米种子种到土里可以生产一至两百颗谷粒，而小麦则只能有四至六倍的收成。更多从南美洲引进的各种植物让欧洲为之风靡。公元1675年德国名画家亨德里克.丹克特斯画了一幅画，是御花园园丁罗斯呈献一颗南美洲土产菠萝给英王查尔斯二世，这幅画是他皇权的象征。不只是因为菠萝有皇冠状的头部而被公认为”水果之王”，也更显示英国海权可以掌控一部分的新世界。植物的生态此后也像世界权力一样，产生了剧烈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