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的负担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大亨，同时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在奥地利富甲一方。他极富音乐修养的母亲把他们家在维也纳的豪宅变成了上流社会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称维特根斯坦宫殿，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马勒都是家族的挚友。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名正言顺的富家公子。如果在当下，按照流行的戏码，凭着富家公子的名头，他早变成了全民追捧的偶像了。 然而维特根斯坦注定却是这个富豪之家的叛逆，他对这个家庭一直都有距离感，一生都在刻意的淡化甚至隐瞒自己的家世，对这个显赫的家庭所能带来的无论是社会影响力，人脉还是财力上的任何益处，他都坚决地拒绝，其决绝程度，只有中国文革中家庭成员的划清阶级界限可以与之媲美。只是，文革之划清界限是与被迫害者切割以自保，而维特根斯坦的划清界限是与财富决裂而自清，两者在道德上并无共通之处。至于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和家庭保持疏离，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但应当不是基于某种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数学家拉姆塞的解释最靠谱：他从小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一种严苛的律己精神，绝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东西。当然，更可能的是，他一生都沉浸在他卓越的智力带给他的精彩的精神世界里，世俗世界的七七八八的东西根本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法眼。
维特根斯坦家族照
维特根斯坦对金钱似乎有洁癖。总的说来，他对金钱有一种其他人都不具备的超脱，由金钱激发出来的种种情绪上的冲动，就像对金钱的渴望，得到金钱的兴奋,拥有金钱的得意或失去金钱的恐慌等等，对他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感觉。而这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生而富有。在一战开始前他在剑桥跟罗素学哲学的日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是很有钱的。他为自己挑选的家具时，对款式和质地极尽挑剔，剑桥家具店里的东西他都看不上，最后是定制了家具，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他和挚友品生特到挪威的旅游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一手包办，这使得不用花一分钱的品生特觉得这次旅行像梦幻般美妙。1914年，维特根斯坦主动联系素不相识的出版人费克尔，表示愿意出资10万克朗援助“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当时的10万克朗相当现在的50万英镑，那可是一笔让费克尔喜出望外的巨资。当费克尔满怀感激地来见这位慷慨富有的艺术保护人时，他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金钱似乎从来没能为他带来他想要的快乐。一战开战后，维特根斯坦志愿加入奥地利军队开赴对俄作战前线。在服役期间他购买了25万克朗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没人会想到，这样的大手笔，竟然出自一个正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忐忑不安的志愿兵！
金钱只是一个富豪之家的显性资源，通常与之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隐性的社会资源，它们可不是那么容易摆脱掉的。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万奥地利士兵一起，成了意大利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认识了画家德罗比。德罗比提起他曾为一位维特根斯坦小姐画过像。当维特根斯坦说他见过这幅“我姐姐的肖像”时，德罗比睁大了眼睛，“那你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啰？” 很明显，那时的战俘维特根斯坦看起来一点儿不像有钱人家的公子。为了把他尽早从战俘营弄出来，维特根斯坦家通过梵蒂冈的关系派来一位医生为维特根斯坦做了体检，而后宣布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呆在战俘营。维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这项特权，对当局坚称自己身体完全健康而选择和其他人一道继续留在原地。一战结束从战俘营出来，当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宫殿的时候，他是整个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并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收回它们的所有可能。为了生计，维特根斯坦决定成为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小学教师，为此，快三十岁的他成天和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听师范老师授课。师范老师偏偏对他的姓产生了兴趣，问他是不是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说是。老师似乎并不满足，又问：“是很近的亲戚吗？”维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没人知道那一刻维特根斯坦脸上的表情和心里的感受，不过从后来他写给罗素的信上看，这类事情让他烦死了，不是因为人家看不上他衣衫破烂一贫如洗的样子，而是因为他为了打发这些无聊的问题被迫没有说实话而引来的道德上的挫败。
从志愿脱富致贫的那时起，直到他死，他手头从未有过很多钱。1919年，维特根斯坦需要去海牙面见罗素商讨《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事宜，但他没钱买票。一直为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张罗的罗素自作主张，把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家具统统搬到自己家，算是把它们买下了，并以此为由头给维特根斯坦筹了100 英镑，这才使得这场会面得以成行。两年后，罗素为邀请维特根斯坦到伦敦又为这批家具追加了200英镑作为路费，说是这些家具实在太好不忍占维特根斯坦便宜，并且恶作剧地告诉极爱整洁的他，很快自己有个孩子会出生在他的床上。1923年，拉姆塞到维特根斯坦教书的山区去看他，发现“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墙上刷了石灰的房里只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早饭只有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生于富豪之家而绝不依附于家庭，靠自食其力生活，应该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吧，但这种在我看来值得敬佩的品行，维特根斯坦觉得如此自然，他津津乐道的是和朋友外出旅行没钱只好为人打短工钉木箱挣钱之类的事情。可以说，在这个生而有钱的人的生活中，金钱从来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绝不是那些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籍此自我标榜时的假清高。
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历来是隔绝社会纵向流动的藩篱，而冲破这种藩篱的勇气，往往成就一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在社会学上，不同社会层级之间流动的频率，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不过，这种在其他人生活中和社会学意义上影响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在维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对这个著名的哲学教授来说，从事体力劳动不仅从来不是惩罚，而且几乎就是他认为体面的唯一生活方式。在终于摆脱了家庭的光环或阴影之后，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重返剑桥，这时他的学术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导师罗素，他成了西方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剑桥最具人气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战爆发，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维特根斯坦加入了英国籍。那时，伦敦处于德国战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普通民众在战火和瓦砾中顽强地坚持抗战。不愿意置身事外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在战火之中做哲学是件荒谬的事，所以离开了三一学院的教职，选择去做一些最卑微的体力劳动。在申请成为救护车司机未果后，他去了伦敦一家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伤病员，几周后又被调往实验室去配制软膏。这两份工他做得如何是见仁见智的事：据说他把药递给伤病员的时候总是同时建议他们最好不要吃这份药，我想伤病员一定被他搞糊涂了；直到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医院的工作人员仍然记得他配制的软管是最好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哲学家，本是一个集德意志工匠精神，工科男的出身和工程师素质于一身的人物。他隐姓埋名来到医院, 不过后来，医院的人们还是知道了他的身份，把他称为 “教授” 。对已年过五十的教授来说，医院的体力工作是艰苦的，一天下来，他往往累得几乎走不动路。然而他一直坚持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 。尽管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人人都很不容易，然而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出于他一贯的自律和责任感的话，他并不是非得如此。这位著名教授，一生当中也做过花匠，木匠，小学老师，看门人，工程师，药剂师，等等。对他而言，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是一个在理想世界里应当被消除的社会顽疾，只是一个人心里毫无意义的魔障。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里的人。
1949年，维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清点了自己的积蓄，那笔钱差不多够他过两年。对此他也不是特别上心，“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积蓄快要告罄，为此他的学生兼朋友马尔科姆为他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然而在给基金会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坦白地详述了六条自己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并总结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力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我常想，一个人得有多自尊多清高，才能和钱这么生分啊！在我看来，世上再没有谁比维特根斯坦更有资格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了。事实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该有机会获得资助维特根斯坦的荣幸的，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执意自我剥夺资格的话。
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晚年一直到去世都被朋友和学生照顾呵护，贫穷并没有伤害到他的身心。和休谟一样，维特根斯坦死得很坦然。
我对于金钱和财富抱有足够的尊重，我相信它们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然而，现在流行的有关于金钱的看法要强势很多，金钱已经成了度量一切成败的标准。如果不是百万富豪，你是不可以对金钱有所不恭的。对于这种金钱拜物教的流行我一直心有不甘，总盼望人生在世还有什么别的追求可以和它抗衡，因此维特根斯坦让我特别感动特别感慨。毕竟有这么一个人，够独立够强大，执着于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那份超越，清高和潇洒，为人性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使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而美好。所谓“天才”，也许就是这样定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