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谁在靠关系？靠什么样的关系？或许你有自己的固定答案。但是，根据社会学家边燕杰的研究，靠关系获得工作的比例整体上一直在上升，自2009年以来占到80%以上。照此说来，岂不是差不多人人都有关系可靠？我们今天要谈一些不一样的“关系”故事。有的人注定必须依靠关系，不是主动愿意，而是被迫，而我们每个人也不得不和“关系”相处。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视频编导 | 吕婉婷
找工作，谁在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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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那边“找关系”：一种错觉
在中国社会的伦理法则里，“找关系”并不太受待见，而与它同义的“靠关系”“托关系”或“有关系”同样难登大雅之堂。这是社交伦理在执行它的约束力。而这也意味着，“关系”一旦被运作就要潜伏在台面之下。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波涛汹涌。
实际上，那些只是作为讲述者的演说家也在刻意回避“关系”。前几年，互联网刮起一阵反心灵鸡汤的狂风，嘲讽一些所谓励志的奋斗故事：哦，你只说了这个人生赢家怎样努力，可闭口不谈他还有个资源雄厚的“爹”。在这里，“爹”只是一个隐喻符号，指能带来方便的关系资本。
这样一来，“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那个隐藏于奋斗故事、心灵鸡汤和励志学那些光鲜亮丽讲述背后，最神秘、最隐蔽、可能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功最关键的变量。
那么，在求职过程中，谁在那边“找关系”？答案好像不言而喻。比如毕业去哪，人们就会考量关系。他们相信，关系是一种稀缺资源，有关系才有资本留在小地方，而前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好像就是在逃离一个关系主义社会而不得不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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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作者: 边燕杰 张顺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
然而，根据社会学家边燕杰和合作者（张文宏、程诚）
2012年在《社会》的一篇论文《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显示，在中国职场，通过关系获得工作的比例整体上一直在上升，自2009年以来占到80%以上。这不是这位长期研究关系的学者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得出这一结论。
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的调查也说明靠关系求职非常普遍，比例约占57%，高于当地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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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作者: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译者: 张文宏 等，版本: 格致出版社 2008年11月（今年下半年，该书将有中译本修订重版）
既然靠关系求职的比例如此之高，岂不是差不多人人都有关系可依靠？而这显然与人们的印象冲突。
马克·格兰诺维特研究的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按理说靠关系的比例不会高，但他恰好基于此提出一个发现，在那里，求职者并不是靠亲属或战友等熟人社会的“强关系”，而是那些联系并不频繁、交往也并不深的“弱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人和自己不属于一个社交群体，更可能带来圈子外的、自己不知道的工作信息。他将之概括为“弱连接优势”。
边燕杰则提出“找回强关系”。 他在1994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刊登一篇题为“Guan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China”的论文，认为在中国社会求职并不是依靠半生不熟的“弱关系”，而是亲属或战友等紧密联系的“强关系”。
那时候，他研究的还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双轨制”时代。而根据他在2000年以后的研究，随着中国入世加速的经济市场化，“强关系”下降，“弱关系”上升，最终整体上“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但“强关系”也并未退场。“出门在外，靠朋友”，可家里关系仍是一些人的第一考量。
由陈建斌、马伊琍和胡可等主演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2016）剧照。
这里无意去深究“关系”的强弱，也不纠结于边燕杰和马克·格兰诺维特研究的异同，而只是要指出，既然人们普遍靠关系求职，且其比例高于一般印象，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整理解“关系”的故事，不然就只能将之归因于“关系”的用法差异：高，只是因为用的广泛“关系”；低，则是因为严格限制于那些精英依靠人情资源的“关系”。
学术研究需要靠文献链条上的空白去生产知识，围绕“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在日常交谈里、在公共领域里，“关系”却经常若隐若现。精英或精英的代理讲述者
（包括传记作者、成功学励志学的作者、演说家等）闭
口不谈“关系”是为了避开这一禁忌而突出个人能力、天赋和努力程度，导致“关系”更加神秘化，成为人们饭后去想象精英背景的谈资。而普通求职者则通常认为自己好像什么“关系”也没有，所依靠的“关系”并无多大价值，不值一提。
然而，这些只是“关系”的冰山一角。有的人注定必须依靠关系，不是愿意，而是被迫，而我们每个人也不得不和“关系”相处。我们需要找回另一些关于“关系”的故事。
“找关系”与阶层再生产：乡村故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1992年）
以来，城乡出现劳工流动，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他们一代接着一代进城打工。靠什么找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获知劳动市场信息的？如果无法获得这些信息，就不知道哪里缺工，也不知哪里打工效益好。
1996年，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通过对山东的外出打工者调查发现，他们通过报纸或广播获得招工信息的尚不足5%，剩下的95%都是依靠家人、亲戚或老乡等关系，而与他们一起打工的则占到一半以上。
《山城棒棒军》第一部（1997）第2集，在等待巴士进城打工的人们。
家人、亲戚和老乡来自于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彼此经常见面。他们不会止于一两次打交道，如果有欺骗行为，关系就难以为继。他们之间是信任的，也需要建立信任。而他们中那些更有打工经验的，更善于变通的，就可能成为“关系人”。今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刊发《流动，改变中国》提到“匡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被控制的遭遇。他们一般生于50年代或更早，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的群体，而他们缺乏一张关系网络，没有人有经验，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做什么工、要注意什么。
通过他们以及后面一代的探索，城乡之间的市场信息网络慢慢形成。很遗憾，关于这一过程的历史，并无研究可参考。不管怎样，这张关系网出现了，依靠它，打工者一批批地流动到城市需要的地方。没有它，城乡流动的效率无法想象。
豆瓣9.3评分书《农民工进城防骗手册》（作者: 刘云志等；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封面。
到他们孩子这一代，则是21世纪了。他们的孩子，是当年的“留守儿童”，出路一般有两种。一是“子承父业”，继续打工，二是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家庭的谋生方向。
前几年，“读书无用论”突然在一些农村地区流行起来。在城市，“读书无用论”通常是指教育改变阶层或实现财富自由的可能性在降低。对于农村而言，那不是阶层，也不是财富，而就是人生的基本轨迹：是像父母辈一样年复一年往返于城乡，还是走上另一条不同于父母的道路。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之所以能流行，条件之一是因为父母辈习惯了曾经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好打工”“好挣钱”，他们当然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未来，可如果不行，继续打工也并非不可。何况只凭高考去改变命运的空间也在变窄。
而在孩子眼里，“读书无用论”也可能成为不接受主导观念的武器。他们更崇尚身体、健壮、武力，“书呆子”在他们眼里是柔弱的。他们的“好哥们”义气使他们在学校就组建了早期的关系网络。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他们不再局限于父母辈的亲戚、老乡关系，而通过同学和网友建立更广、也更松散的关系网络。
这令人想起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做工》（译者：秘舒、凌旻华；版本：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他描绘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战后美国经济飞跃，普通工人的孩子在学校里抵抗美国主导文化，同样崇尚武力，喜欢抽烟、去酒吧、到舞厅，而这些消费支出需要他们不得不借助亲朋好友等各种关系找活干。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去创造自己的关系网络，都难以走出所属阶层。这场跨越是艰难的。2014年，边燕杰在《社会》上的另一篇文章《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合作者：程诚）
提出，打工者的关系网络呈现较高的同质性，与他们建立关系的是同一群体，无法接触到更高的或其他群体。
电视剧《龙凤村儿女》（2013）讲述大学毕业生叶青和周强由于找不到工作回到村子。 周强母亲开着超市，拿出十万元托人给儿子安排工作。叶青父母为供女儿读书，花光了全部积蓄，打算卖掉承包地为女儿筹款。图为该剧剧照。
那么，如果这些孩子考上大学，要走上另一条不同于父母的道路呢？十几年前，有一篇爆款网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发热议。作者从小地方来，过五关斩六将，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勉强扎根，这才获得大城市孩子生来就能得到的生活方式，比如喝咖啡。在关系网络中挣扎最痛苦的群体可能就是他们。“奋斗了18年”，老家的关系网络对他们在大城市打拼并无作用，反而随时可能把他们往回拉——中国社会如此，美国社会也如此，一位叫万斯的美国作者在《乡下人的悲歌》
（译者: 刘晓同、庄逸抒；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
里就讲述了他进入白领阶层的过程中，如何受吸毒的母亲等乡下关系限制。而“坐在一起喝咖啡”，是他们渴望在大城市建立关系，可这一过程是艰难的、漫长的，也因此有的铤而走险，攀附关系，给已经被污名化的“凤凰男”火上浇油。
“找关系”与性别的赛跑：城市故事
同打工者不一样，在城市，白领群体往往是通过招聘公告获得劳动市场信息，再将自己的条件与之对比，接下来是报名、或提交简历和求职信，通过初审后接受笔试、面试、体检、见习、转正。任何一环停止即应聘失败。所应聘岗位的所有制属性不同，程序也会随之不同。而日常臭名昭著的、破坏了招聘规则的“找关系”一般就会在这里发生。但是，那些并未破坏招聘规则，只是通过普通的“弱关系”求职的情形，又是怎样的？
电视剧《欢乐颂》（2016）剧照。
是否破坏招聘规则，是区别关系性质的根本标识，不过两种关系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清晰可辨。这里指的还不是“弱关系”通过金钱或身体运作变成“强关系”这一非常危险的情况，而是“弱关系”在按规则办事的情况之下也能产生“差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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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洞》，作者：罗纳德·伯特，译者: 任敏等，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7年2月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
在《结构洞》一书中提出结构洞优势，“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而谁占据这个“洞”谁就具备权力掌握和运作信息资源。
猎头和招聘平台试图去填补这个“洞”。他们作为关系中间人收集雇主和求职者的条件、要求，并许下诺言，能与雇主建立一种类似于朋友的“弱关系”。这里的“弱关系”不在于像马克·格兰诺维特说的带来工作信息，而在于提高求职者简历被看的可能性。
道理很简单，其他人通过邮箱给HR发简历，如果另一个人是通过朋友介绍把简历转给HR，那么，即便HR秉公办事，不偏不倚，可就在他打开邮箱、看着满屏的未读邮件并感叹工作繁琐的时候，就只好根据学校、性别或照片先淘汰一批，此时相反，他可能已经把通过朋友介绍的简历仔细看完了，如果不符合要求，还得反复琢磨一下推辞，如何婉谢才不得罪人。HR的做法并没破坏任何规则。
徐静蕾电影《杜拉拉升职记》（2010）剧照。
如果求职者是一位“适婚”女性，很可能就在上面那一过程中被淘汰。说“适婚”并不意味着HR赞同“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他也可能是一位女性主义者。“适婚”在这里只是外界的一种生命周期预期。他根据预期判断求职者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而这一预期于他而言是不可控的，因为他无法掌握关于求职者可靠的、真实的、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不知对方到底会作何打算。
2006年，《中国人口科学》刊登经济学家李实等人的论文《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他们使用1999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对职场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该文是这一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由它得出的结论反复在后来十几年被验证。
美国喜剧《御姐奶爸》（Melissa & Joey Season 2013）第三季剧照。
然而，如果企业的决策不是受关于性别偏见的影响，优先男性也只是它的决策，一个在它自己看来更理性的决策。家庭分工是影响女性工作更关键的因素。遗憾的是，即便丈夫承担更多（包括“奶爸”带孩子），这些分工信息在雇主那也可能是缺席的，或是不被信任的。
不过，如果求职者和HR或企业管理者中间存在一个“关系人”，那他向后者提供的信息更可能被认为是可信的，更可能被采纳。
然而，人与人的关系资源并不平等。一个人通常被要求要做与他的关系资源相匹配的选择，比如“有关系”的才可以回小城市，然而如果一个不具备足够关系资源的普通毕业生回到小城市，往往也被希望首选从政，并由此去拓展家庭关系，建立与身份预期相匹配的关系网络。“关系”的概念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回到老家小城市的青年，在工作上最伤心的大概是隔三差五收到亲戚表示关心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基本上是事业单位或地方机关招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认同你现在的私企工作。
作者｜罗东；视频编导、制作｜吕婉婷；编辑｜西西；走走；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