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
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对“士”这个称谓肯定不陌生，因为士阶层是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在古书中，常常可以看到“爱士”、“养士”、“礼贤下士”、以及“士林”、“士流”、“士风”等等以士为中心词的称呼和用语。这种士阶层是如何出现的呢？
士阶层的形成
首先要区别春秋以上的士和战国以下的士。西周春秋之士是贵族最低等级；战国之士是一个流动的社会阶层，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士。战国的士已经从封建宗法秩序中脱身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主要由文化贵族之没落者与平民之获得知识才艺者所构成。据学者统计，战国时代以士为中心词的称谓已经达到上百种之多。如：“学士”、“文士”、“术士”、“方士”、“修士”、“法士”、“辨士”等等。
士农工商
士阶层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具特色的部分。汉代人在阐释社会结构的时候，对其社会阶层做出了如下定义。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
上述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阶层比较精确的定义。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也可能存在着与此相近的“士”阶层，如日本的武士和西欧中世纪的骑士。相比于日本武士和西欧骑士，中国士阶层“文”的色彩非常浓厚，而其他民族则更具“武”的色彩，西欧骑士的绅士化也要到很晚的时期才发生。就中国的士阶层而言，春秋以上的“士”更具武士风采，战国以下则基本为“文士”。
西周与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
战国时期的“士”包含着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范文澜先生将其分为四类：学士、策士、术士、食客。学士又称文士，包括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者，他们从事教育，著书立说，提出理论，批评社会，他们的最大特征是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贡献最大。策士即政治家，也成纵横家、说客或者辨士，他们依靠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游说国君以建立功业，如苏秦、张仪、公孙衍等，《战国策》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他们的故事和言行。术士是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包括：天文、地理、医药、阴阳、卜筮、占梦、风水等。食客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类人才，他们数量最大，流品也最杂，从侠客武士到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成为食客。
鸡鸣狗盗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士”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但其中被称为学士或者文士的却又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阶层的活动
下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士阶层中被称为学士或者文士等人的活动。
一、教学游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
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以诗书礼乐来教导学生和当政者。孟子也是如此，率领数十乘、数百人的队伍周游列国，诸侯见到孟子，都奉若上宾，举行宴会招待孟子，并聆听他的教训。
孟子
二、养士制度
战国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即养士制度。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号称战国四大公子）以及秦国吕不韦等，都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为主人出谋划策、出生入死，也帮助主人著书立说，如古书《吕氏春秋》便是吕不韦的门客为他编纂的。
战国四大公子
三、稷下学宫
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如古希腊、古埃及等，都有一些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有这样的文化中心，即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
田桓公（田氏齐国）在稷下始设学宫，令士人“不治而论议”，“高门大厦以尊宠之”。齐威王、宣王时，稷下学宫的学士达千余人，著名学者七十余。学宫维持了约150年，诞生了许多宗师级学者，如战国大儒荀子便曾三次担任学宫之长。由于稷下学宫在学术史上影响重大，在思想史上便有了“稷下学派”的提法。余英时先生曾经说，稷下学宫这种形式，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找到的最理想、最好的办学方式。纵观几千年历史，稷下学宫在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程度、优礼程度和自由言论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士的文化风貌
一、独立精神与文化尊严
战国时期的“士”失去了贵族身份，不像春秋以上的“士”是一个贵族等级。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家族，并处于体制之外，在社会上流动，所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知识和道义。他们会因受君主青睐而富贵，也会因遭君主冷落而陷入贫贱。这样一个文化阶层，在面对权利和财富的代表时，他们感觉有必要维护自己的文化尊严，作为文化的代表者来抗衡权利和财富的代表者。
大成殿
因此，士人创造了很多的说法，如士人自视为帝王之师，并将士人与君主的关系阐释为三个层次：师、友、臣。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
他们认为，如果君主想达到帝的政治境界，就要把士人当作老师对待；想要达到王的政治境界，就要把士人当作朋友对待；想要达到霸的政治境界，称霸列国，就要把士人当作臣子对待；只有那些荒淫昏乱的亡国之君才会把士人当作奴仆对待。
孔子讲学
子思对鲁缪公：以位，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与君友！（《孟子·万章下》）
鲁缪公曾经想和子思做朋友，子思回应说不能与他做朋友，因为从地位上来说，鲁缪公是君主，子思是臣下，臣下怎么能和君主做朋友呢；从德义上来说，鲁缪公是侍奉子思的，子思是鲁缪公的老师，二人也是不能做朋友的。可见，士人在和国君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都表现出一种为帝王师的气魄。
邹衍
齐国士人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开导诸侯，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可见在战国时期，也确实有国君以士人为师。国君掌握的是世俗势力，士人掌握的是道义，所以人们往往称战国士人的行为是“以道抗势”。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策》）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孟子认为士人同位高显贵的人说话时，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就像颜斶对齐宣王说的那样“士贵耳，王者不贵”。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魏太子遇田子方，留下来贫贱骄人的成语。诸如此类，都表明了士人在面对权势者时不屈的精神和气魄。
余英时先生风采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阐明了这种士人与当权者的关系即“道”与“势”的关系。书中写道，何以在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会发生这种师、友、臣的等级划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道”需要具备某种架构以与“势”相抗衡。……在理论上，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
荀子说志向崇高就能傲视富贵，把道义看得重就能藐视天子、诸侯。这种“轻王公”、“骄富贵”的精神在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建立之后显然发生了变化，“道”不得不屈从于“势”，但战国士人的“浩然之气”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便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
荀子
二、修齐治平取向
战国士人很多来源于春秋贵族之士，而贵族之士多是官员即治国者，由于这个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士仍以居官作为他们人生的必选之路，所以班固说“学以居位曰士”。中国的士阶层把入仕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取向于社会政治。
杏坛讲学
这一点与古希腊的哲人很不相同，许多研究者认为古希腊哲人寻求文化知识是因为对大自然的好奇，而中国士人寻求文化知识则是为了救世，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道”的人间性，更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先秦诸子，包括讲“坚白同异”的名家在内，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道”足以安排人间的秩序。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认为诸子百家寻求知识、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都有着很明确实用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即影响政治、改造社会。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认为士人以居官作为人生的不二之选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学以治世的源动力与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大不相同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说，科学、哲学和知识的来源依赖于三个条件：惊奇、闲暇和自由。
庄子与道家
由此中国士人和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即面对一件事物时，常常会问“有没有用？”突出从实用的角度来评价知识。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如果一个人的品行很好，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子夏也会认为他是学有所成的人，因为读书学习不就是为了做一个好人吗。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齐物论》）
庄子认为离我们生活遥远的自然奥秘、宇宙法则等，我们不必花费太多精力来探讨它们，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荀子·君道》）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
荀子也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只要能够善加利用就行，不必去探讨那些最根本、最微妙的东西，不奢求尽知天的一切。
以上这些都很典型地表明了中国文化中鲜明的实用理性色彩，历来注重实践、务求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