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写了篇文章，观点是，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抽象思维，西方的抽象都是假抽象。（《真正的抽象思维唯有中国有，西方至今并未达到真抽象》）很多朋友在留言中说，应该对概念的界定再严密一些。下面就对“抽象”这次词深入讨论一下。
“抽象”这个词，乍一看是个纯正的中文词，但是实际不是，是一个正宗的“香蕉词”。关于“香蕉词”，我之前写过两篇文章，大家可以参考。我是仿照“香蕉人”来造的这个词。“香蕉人”就是“黄皮白心”的人：外表是中国人、华人，但是内在的思想、精神则西化了，欧美化了。“香蕉词”也是“中表西里”的现代汉语词汇，字都是汉字，但是却赋予了新的西方内涵。“香蕉词”实际上是西化的汉语、汉字，也代表着中国被西化的最深层次。
实际上，“香蕉词”大都是日本人发明的，然后经过所谓的“新文化运动”，被当时的日本留学大量从日本引进，构成了“白话文”的重要基石。
“香蕉词”的存在，给现代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带来巨大的危害，因为会让学习者误以为，这些“香蕉词”的内涵就源自中国文化和历史本身，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实情。“抽象”这个词也能很好说明这一点。
“抽象”从其字面的意思看，就是把“象”抽掉、去除，做到“无象”。“抽”、和“象”都是正宗的汉字，但是，将两个字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固定的词汇，却为中国传统所无，而是日本人的发明，然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西式的“新文化”传入中国。是用汉语来表达西式思维。
“象”是中国本土概念，中国也当有有“抽象”的思维，但是，中国的“抽象”却与西方的“抽象”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因此当时的日本人构造“抽象”一次，去对译英文“abstract”是错误的。西方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抽象”，而西方的“abstract”并非是真正的抽象，而依然属于一种象，并没有真正地把象抽掉。“abstract”是“象”而非“抽象”。
还是那个判断，在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做到了真抽象、无象，西方并没有做到，他们的文明自古至今都是“有象”的，都是停留在象的阶段，都是“有象文明”而非“抽象文明”。
西方人认为，数学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抽象思维之核心。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却恰恰相反，认为数学是象，而非抽象。 “数”是“象”传统观点，在《易经》、易学中有最明确的体现。
在《易经》中，八卦符号叫“象”，也叫“数”。“象”就是“数”，“数”就是“象”。因此卦象也叫“象数”。
我们现在看到的卦象似乎与数学没有关系，而是由非数字的阴阳符号组成的。但是，只要我们去稍微了解一下易经的成卦方法（筮法）就会知道。易经的成卦过程，是一个数学运算过程，也是一个函数求值过程。
64卦的每一卦的卦象有自下而上的六爻组成，每一个爻就是一个或阴或阳的符号。易经成卦方法（筮法）的核心就是确定每一爻的阴阳。每一爻的阴阳则取决于数字、数值，如果是偶数则是阴，如果是奇数则是阳。因此阴阳符号实质就是数字的奇偶符号、单双符号，也是一种数字符号。这样卦象就是一个数字符号组合，这个组合本身也可以看成一个数字。在《左传》中，就有将卦象直接当数字用的记载。
那么，可以确定每一爻阴阳的数字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对一个函数进行求值得来的。这个函数我们不妨称之为“成卦函数”。这个函数最终输出两个数值，六或九。如果得六，就是阴爻，如果得九，就是阳爻。函数的自变量，就是随机抽得的蓍草的根数。
在《周易》中，每一爻实际上是用两种方式来表示的。一种方式就是阴阳符号，另一种则是数字。每一爻都可以用两个数字来表示。前面的数字表示该爻的爻位，后一个数字表示该爻的阴阳。“爻位”就是在每一卦的六爻中，该爻处于第几爻，顺序是自下而上。如果爻位是2的阴爻，就是“二六”来表示。如果爻位为5的阳爻，就用“九五”来表示。“九五之尊”就是来源于此。
事实上，从考古证据看，阴阳符号的出现更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在此之前，是没有阴阳符号的，易经的卦象是直接用数字来表示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卦”。
正因为如此，在易学中，“象”和“数”实际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就是“抽数”，“无象”就是“无数”。
在易经中，的确存在“抽象”、“抽数”，也是“无象”、“无数”的概念，就是“义理”。“义理”是“无象”的，“无数”的，也是“抽象”、“抽数”的。象数只是表达义理的手段，这就是更简洁的“文以载道”。“象数”就是“文”，“义理”就是“道”。
在两汉时期，正是由于搞乱“象数”和“义理”的关系，而陷入一种迷信，认为“义理”本于“象数”，这样就错误地把象数当成易经之本，出现了所谓的“象数派”、“象数易学”。
由于“象数派”的形成是在两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中也是比较老的，于是导致后人出现误解，认为“象数易学”就是易学之原始状态，就是易学之正宗。事实上并非如此，“象数易学”实际是在战国及两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历史时期最大的特征是“迷信”。迷信灾异、鬼神、巫术。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五行阴阳学的出现、谶纬学的出现，以及“象数易学”的出现。
汉武帝不仅开疆扩土，抗击匈奴，而且还践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主导中国此后两千年的政治和学术范式，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非常显赫，堪称中国皇帝界的第一人，比秦始皇还要伟大。秦始皇只有“武功”，而没有“文治”。但是，就是这位如此伟大的汉武帝，却非常的迷信，相信巫术。迷信到什么程度，迷信到以巫术的理由杀掉了当时的太子。太子是什么概念？他不仅是汉武帝自己的亲儿子，而且还是未来的皇帝。
汉武帝之所以如此迷信，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历史环境使然。不是他一个人在迷信，而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不正常的迷信状态。汉武帝所践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来自当时的大学者董仲舒。按说，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是最不迷信的，孔子就“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这位董大学者却非常迷信，他非常迷信灾异，认为任何非正常的自然现象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上天对人的警戒。并基于此，提出他神学式的政治理念“天然感应”。东汉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干脆增加了一块内容叫《五行志》，专门记载历史中的灾异。
直至魏晋时期，中国的风气才开始大变和回归，开始反对两汉所盛行的迷信。他们的口号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名教”其实就是两汉的学术理论，这种学术理论又是受迷信所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越迷信而任自然”。
魏晋玄学所崇尚的三部经典是《老子》、《庄子》、《周易》，号称“三玄”。这三部经典有两个共同之处。第一都是不信鬼神，而明确倡导自然秩序，尤其是《老子》、《庄子》绝不讲宗教、祭祀。第二，都崇尚和记录了中国的最上古时代，中国的上古时代反而是不迷信的自然时代。
因此，魏晋玄学，实际上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信鬼神，不迷信，崇尚自然的时代。正是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义理派”易学，贡献最大者是王弼。
后人将易学分为两大派：象数派、义理派，很容易产生误导，使人误以为，这是自古就有的两个对等的相互竞争的学派。事实上，易经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象数派”。易经的本质在义理，易学本质上就是义理之学，不存在象数之学。象数派的出现是在两汉迷信盛行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对易经的错误的迷信的解读，是反易经的，也不属于易学。
正因为如此，自王弼之后，易学的主导就是“义理易学”。“义理易学”的出现，并非是易学的进步和进化，而是易学的复兴和回归，回归到其原来的本然状态。
“义理”不仅是易经的本质与核心，也是整个经学系统的本质与核心，甚至也是整个中国文明、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那么义理是什么，就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因此，宋明理学学“心即理”、“性即理”。“义理”和人心、人性是一回事。
人心是什么？是人的思维、思考主体，人的一切思维、思考都是由人心这个思维主体所做出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明意识到了人的思维、思考主体的存在，即人心的存在，而且以人的思维、思考主体为本位，以人心为本位。认为“人心-义理”才是世界上最神圣、最重要的东西。
这里一定要把人心和人心的思考结果严格区分。人心是指人的思考主体，是思考本身。思考的结果尽管是由人心所发出，但是一旦发出，一旦离开人心，就不是人心了，而是外物了。这些东西包括：一切的知识理论；一切的宗教设计，包括神；一切制度设计，包括政府、法律；等等。这些都是“物”而非“心”。
这些作为人心思考结果的人造之“物”，一旦出现，就会对人本身，对人的心性构成制约。中国学问的核心不在“物”，而在“心”，就是在倡导和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破除“物”对“心”独立和自由的干扰和影响。
也只有“心”和“义理”超越任何“物象”的。易经的象数，是“物”而非“心”。“心”和“义理”才是真正“抽象”的、“无象”的。
西方文明自古至今，都没有出现真正的“心”的概念，也没有出现“义理”的概念。他们的思维一直停留在“象”的水平，以“象”为本位。当然这个“象”本身的“抽象”程度才一直不断地提高。譬如从有具体物理形状的多神教神，到脱离具体神像的一神教的神。再从一神教的神到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哲学实体。
最终，在现代文明中，认为数学是最高的“抽象”，这是“科学真理”的内核。
事实上，从中国文明而言，“抽象”是由三个阶段的：具体的物>数学式的象>人心-义理。唯有达到人心-义理的层次，才是真正的抽象。但是，在西方“抽象”的过程却仅仅有两个阶段：具体的物>数学式的象，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人心-义理”这一环。于是，西方人就错误地把数学式的象，把数学当成了真正的“抽象”。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人用汉字“抽象”去对译西方作为假抽象的“abstract”，说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仅仅学到了一个皮毛。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兴起第一股留学热，目的地就是日本，而非欧美。然后，那帮年轻的日本留学生，就被当时日本的学术界洗脑了，这肤浅的日本文化“拿来主义”到中国。形成了主导此后白话为的“香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