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王杉杉/文
普通话，作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如空气般使人习以为常。然而，面对地缘极为复杂的中国，民众习得多年的普通话似乎在近年来又不断遭遇挑战，类似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2010年7月，一份来自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引发了民间“粤语保卫战”的呼声。本地居民一度担忧，这是官方取消粤语的一记重要讯号。论战使得广州市政府发言人不得不立刻出来辟谣，指出“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岭南地区影响最广的方言，广州于法于规于情于理，都不会搞所谓‘推普废粤’，广大市民和热心人士可以完全放心”；但同时发言人也称，“推广普通话与保留、保护粤语并不矛盾”。
2018年6月，网友发现在上海市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编者强行更改课文原文，一律将一篇题为《打碗碗花》的文章使用的“外婆”改为“姥姥”。上海市教委称，“外婆”和“姥姥”虽然意义相同，但“外婆”是上海方言用法，而“姥姥”才是普通话用法。此解释再次引发民间反弹，使得上海市教委向公众公开道歉。
尽管这绝不等于长达半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失败，但方言区民众本能的焦虑和官方回应的逻辑却足以反映语言文化冲突背后的政治。历史学者王东杰教授的新著《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即回答了这一持续存在的关键议题：这种“语言政治”，发轫于晚清民国的“国语运动”，乃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衍生品，亦是形塑“现代中国”的关键元素。
为什么汉字险遭淘汰
首先，言说和书写一直以来都是语言的两个面向。在此意义上，汉语和汉字，就成为中文世界的两层表达。20世纪初，汉语和汉字遭遇空前的割裂，以清末“切音字运动”为代表的汉字改革，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甲午战败后，汉字复杂的书写越来越被视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因之一。比起拉丁字母便捷、高效的书写和字音统一的语言逻辑，汉字很难快速地在多数民众间普及，使中国的识字率极低，这被救亡心切的知识分子看作是阻碍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包袱。而“切音字”，原本是用最简单形式的方块汉字，来识读大部分复杂的汉字；后来，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为了学习汉语，也会用拉丁化的拼音表达汉字的音。凡此种种，统称为“切音字”。这种识读汉字的尝试，成为改革汉字的开端。
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学或语言史研究，本书的视角涵盖了语言学家和知识分子之外的政府决策者和中下层的一般受众。这就使20世纪初知识分子见诸报刊上的争论有了情景意义：以更便捷的汉字提高民众的读写能力，是实现中国富强的路径，才是汉字改革的驱动力，而并非我们以后人眼光所理解的知识界盲目学习西方那般简单。
本书认为，“切音字运动”为汉字改革奠定了基调，即语言远远比文字重要。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言说的能力，有书写能力的却很少。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定海神针”，先于文字形成；相反，文字只是用来摹写语言的，因此应当是“文”随“言”走。这也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背后共同的逻辑。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自明清以降都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文字却发生了“灵魂深处的革命”，新的句法、文法、词汇、句式都被创造和普及，并抹掉了以往的传统书写体系。当然，这多少会反作用于口语。但汉字自身的遭遇，显然是汉语所不能比拟的。
时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汉字改革的观点也愈发激进。“废汉字以救汉语”，成为当时声量极强的一种观点，甚至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原本，更为激进的一说是，将中国的汉语和汉字一并废除，全盘改用世界语（Esperan－to），即一种以拉丁子母书写的国际通用辅助语言。钱玄同即是此论点的拥护者。不过，这很快被其他人修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皆认为，二者皆废似乎不切实际，稳妥的办法应该是“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即便如此，当时的知识界都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出对汉字的鄙夷，痛改前非之心跃然纸上。语言和文字都变成了价值判断的一环，被放在是非曲直、好坏高低的审判席上反复检验。它宣示着，现代中国的语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
贯穿20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主轴的，无不指向“救亡”。知识分子们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如何救中国”，“如何要中国好”。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而“启蒙”何尝不是为“救亡”服务？废除汉字乃至文言并废的激进主张，表面来看是“全盘西化”的附庸，但“西化”背后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民族主义情愫和救亡的焦虑。
当然，文言并废的主张并未引起过大的波澜，没过多久，学者们又重新拥抱汉语，认为汉语发音语法并无问题，反而是世界语言序列中最先进的，有问题的仅仅是书写复杂的文字。作者认为，这既是救亡焦虑引发的模仿西方之心切，也是国人民族情感驱使下追求平等世界政治秩序、展现抵抗和独立姿态的“语言民族主义”。
走向“标准化”
与文字改革并行的，是语言的“标准化”问题，20世纪初的“标准语”，即我们今日所说“普通话”的源流所在。作者将此分割为两个问题：首先，哪个地方的语言可以成为“标准语”，以及谁有权力制定标准？其次是如何界定方言和对待方言，以及语法与官话完全不同的吴语和粤语是否应该被归入方言？
我们今日都十分清楚语言隔阂对于沟通的障碍，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和政治的关联。我们试举一例，广东人孙中山以广州为革命中心并发展壮大，浙江人蒋介石则以江浙为统治中心区。这样的结果并非仅仅是军事因素。民国时代，利用同乡网络是政治活动的关键，同乡的语言一致性决定了公众活动的便利，筹款、交易、合作都变得零门槛。彼时的报纸不断有记载称，孙中山在北方讲演时，因一口广东话导致很少有民众能听懂。然而，北美广东华侨、广东地方团体对孙中山的支持却无需其再多费口舌。事实也证明，孙中山身边最重要的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亦都是广东籍。当然，这只是语言与政治关系的冰山一角。汉语标准化，还有更重要的考量，乃是国家控制地方、统一地方的政治需求。
所谓“方言”，即地方语言，自然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我们从未听说过“中央语言”，但的确有“方言”就有“标准语”。背后的认知是，汉语应当有单一的、代表性的、通用的语言，包括语法和发音方式。在民国，这种语言就是“国语”。“国语”作为一套标准，既区别于“外语”，又凌驾于“方言”。
民国初年对方言的认知，经历了一段归纳的过程。最早在五族共和的话语下，满蒙回藏疆等少数民族语言即被认为是“方言”，后来，有学者也提出汉语体系下的“潮州话”、“广州语”也是方言。对“方言”的内涵外延，也逐步清晰。由此，确定和推广“国语”，就成为当务之急。
1919年，负责确定国语读音的统一会公布了首个国音标准，选择标准是“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但实际还是以北京音为主。在当时就引发了“南北之争”。但最终，“京音派”还是获得了胜利。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明确国音应当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并一致通过改为以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当然，论争并未休止。而在此过程中值得观察的是，南方的江浙地区远远比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力量要强，这背后皆是团体白手套下政治力的角逐。
不过，作者也注意到，即使在看似万事皆备的状态下，所谓“国语运动”仍然是打折扣的。地方尤其是乡下，对于本地方言的天然引力，以及对国语标准的质疑，形成对国语运动推广的挑战。但作者亦承认，国语运动的背后，是民族国家整套意识形态的下移，它奠定了现代中国人思考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使得方言所代表的多元文化之丰富性大大受限。“国语”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概念，它将自己的地位置于建构的“方言”地位之上，意在宣示中央的统治权力。
需要提到的是，1949年后，“国语”的提法在中国大陆被废除，意在表明对国民政府治下的“国语”和“国家”的否定。但1950年代新确定的“普通话”，与国语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是政权施行地方管制的权力象征，而1950年代，推广普通话作为政治运动如暴风骤雨般涌来，比起民国的“折扣国语”，显然更加成功。
华人世界的语言之争与地缘政治
普通话代替国语，还有另外的政治逻辑。在国家层面，原有的“国语”被称作“汉语”，是共和国初年遵循苏联模式、倡导民族平等自治的衍生品。汉语相对国语更具狭义色彩，他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特定民族使用的语言，与满语、藏语、维吾尔语平等共存。在此意义下，制定属于汉语的“普通话”即显得顺理成章。
相比较共和国初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宽容，汉语方言则没那么幸运了。“推广普通话运动”，深入到全国各非少数民族省份，在语言差异最大的广东，更成为典型案例。在政治运动的高潮年代，广州城内高喊口号的本土居民，无不操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老广州的公园里找到他们的余音。
时至今日，普通话又被赋予了更深刻内涵。不仅少数民族地区须要学习推广普通话，香港澳门也在主权回归后全面推行了普通话教育。语言问题，又再次牵动着华人世界的版图。语言在今日，又成为华人世界地缘政治的角力场。
我们如果从书中的脉络寻找资源，或许可以认为，这是20世纪国语运动推广“打折扣”的后遗症，也是方言地区在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后，以语言为武器表现政治分离倾向的结果。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遗余力地以更彻底的姿态施加普通话影响，是对这种倾向给予回击的必然选择。因此，一个潜在的规律是，当中央的边疆面临不稳定的隐患时，普通话的推广力度就会更大。
另一方面，在普通话占据合法性基础的中国大陆内部，上海、广东地方方言保护的兴起，也成为一支与国家语言一元化相对的力量。吊诡的是，地方政府乐于将方言文化的光大作为政绩之一加以推动。然而，这表面吊诡的背后逻辑却并不矛盾，因为政府所希望的，是在“普通话”愈发日常化后，方言能够像文化遗产一样成为被展示的固态样板，存在于报站、戏曲、小吃等客体的博物馆中，而非继续在下一代的教育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它始终未能解决，以方言为根的在地居民在20世纪国语运动、推普运动近百余年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焦虑。可以预见的是，如文章开篇所言的“保卫方言”事件，未来仍有重演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