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1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引子
时间：
作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一段历史，世人所理解的“三国”时代一般起自公元184年，也就是“黄巾之乱”发生的那一年。而从法理上来说，三国时代则应起算于曹丕正式终结汉帝国，建立魏王朝的公元220年，结束于吴国为晋所灭的公元280年。当然，若单纯从鼎立格局的形成，来认定三国时代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更应落在刘备入主益州，从刘璋手中夺走益州牧的公元214年。
之所以要把上述时间点罗列出来，是因为在地缘视角中，“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缘要素。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影响最终走向的很多地缘要素，并不能充分显现出作用来。半个世纪或者一甲子（60年）的时段，是考察地缘结构变化的最小时间单位，我们可称之为“地缘量变期”。在一个充满机会的乱世，一个创业者能否脱颖而出，更多取决于他的谋断。而一旦地缘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并且经由一个地缘量变期沉淀的话，那么最终的地缘政治走向，就非一人一世之力所能左右的了。
三国时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即包含有新地缘政治格局的草创过程，又有地缘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后的博弈。以此来说，尽管“东汉末年”并不能在法理上认定为是三国时代的一部分，但作为三国时代的形成期，其过程被纳入“三国”概念中是不会有争议的。换句话说，“地缘?三国”的时间跨度，将与大家所熟悉的“三国演义”一样，起始于“黄巾之乱”，结束于“三家归晋”。
如无特别说明，行文中所述及的“三国时代”，时间范围将涵盖公元184-280年的这段历史。前后近百年的跨度，让我们有机会从各个角度观察诸如：天时、地利、人和这类地缘要素，在不同时空下的转换和作用。
空间：
就地理层面来说，一如我在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三国之争很大程度可以被概括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博弈。魏国之所以具备以一敌二的能力，在于其统一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反之分享长江流域的吴国和蜀国，则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实力对抗前者。至于以四川盆地（长江上游）为根基之地的蜀国，与以江东平原为根基之地的吴国之间，谁更有比较优势，在于谁能控制身处两湖平原（长江中游）属性荆州。
上述“品”字型博弈格局，向为世人所熟知。发现在这一空间内的三国故事，自然也是“地缘?三国”的解读重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就仅仅局限于此。那些过往不那么为大家在研究三国时所重视的边缘板块，同样将展现在大家面前。可以这样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了解1800年前这些边缘板块，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比三国博弈的故事更加重要。
考虑到所谓“西晋”在完成统一之后，几乎马上就因为“八王之乱”而陷入了分裂状态。其后进入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又都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混乱时代。一直到唐王朝的建立，中央之国才真正迎来了新的大一统时代。你会发现，被认定为三国时代导火索的“黄巾之乱”，其所触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延续时间远不止百年，而是长达434年（公元184-618年）。
然而把中国历史中这场跨越4个多世纪的大混乱，归因于一场延续时间不到一年的农民起义，显然是不公平的。你很难想象，那些在“三家归晋”后不久，就开始在中央之国核心区争霸，并触发“衣冠南渡”现象的边缘民族，是一夜之间获得这些机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地缘?三国”的空间范围扩大化。
可以这样说，今天中国领土所涉及到的地理单元，基本都会在行文中出场。这些板块各自有什么样的地缘特点，以及在三国时代的地缘面貌（如当时为什么样的民族所覆盖、经济上呈现什么样的结构，与中原地区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则会随着时间线的延伸，在不同的阶段展示出来。
“郡国并行制”与“十三刺史部”
如果从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开启三国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有36年其实是发生在东汉末年。这意味着汉王朝所做的行政设计，将成为三国诸侯们博弈的地缘政治基础。理解这些行政区的地理、历史背景，是对这个时代进行地缘解读的前提。
将王朝所控制的疆域划分为郡、县级，并且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是秦朝乃至此后大一统王朝，落实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模式。问题在于，秦王朝过快崩溃的前车之鉴，一度让汉王朝在承接秦制时产生了怀疑。
秦帝国三十六郡示意图∨
在汉高祖刘邦看来，如果秦王朝能够像周王朝那样，将同姓子弟分封于诸战略要地，那么在王朝遇到被颠覆危机之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国，将会自发进行反制，以缓解帝国中央所承受的压力。
然而周王朝的分封制虽然使得周王朝的国祚看起来维持了将近八百年（前1046年—前256年），但众所周之的是，被分割为“春秋”“战国”两段的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周天子只是如傀儡般的存在。新生的汉王朝，同样不会愿意重走这样一条老路。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试图用“郡国并行制”这种双轨制模式，来结合“分封制”与“中央集权”模式的优点。
所谓“郡国并行制”，简单点说就是将刘姓子弟所受封的封国与郡县相杂。理想状态下，这两种体制应该能互相制衡，共同成为王朝稳定的基石。无奈的是，分封体系与中央集权体系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存在。而汉王朝初创“郡国并行制”时，受矫枉过正心理的影响，又赋予了封国过高的权力。除了接受朝廷派驻两个最高等级的官员以外（太傅、丞相），这些地方政权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存在。
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公元前202年）∨
公元前2世纪中叶，始建于公元前202年的汉王朝，正处在第一个地缘量变期完成的关键阶段。帝国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亦累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任由这些过于强大、自主的诸侯国继续在第二个地缘量变期里壮大，汉王朝最终将很可能成为周王朝的翻版。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第四位君主（汉景帝）决定缩减诸侯国的规模，将资源进一步集中在朝廷手中。
显然，那些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朝廷的这一“削藩”之举，引发了史称“七国之乱”的诸侯国叛乱。这场叛乱并不是“郡国并行制”设计者——汉高祖刘邦所希望看到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设计者试图用子弟分封的形式，来确保王朝认同不被颠覆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最起码有实力叛乱的都是刘氏子弟。无论结果如何，胜利者都会延续王朝的存在。
在初代“地缘量变期”内，一个新生王朝有两年最重要事情要做：一是消除国民对前朝的记忆，建立对新王朝的认同感；二是创建一个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当一个王朝的绝大部分臣民，最初的记忆都是始于这个王朝之时，习惯的力量将会成为一笔重要的政治资产。
反之，当一个王朝分崩离析时，王朝的记忆同样会成为一笔政治遗产。由此你会明白，无论是后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所争夺的都是“人心思汉”的遗产。
那么“人心思汉”的心理，是不是地缘要素呢？答案是肯定的。总体来说，地缘要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物理性”的。比如山川地势、气候，包括种族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人类可以用技术对物理性地缘要素做一定改造（比如大禹治水），但更多是要学会尊重自然规律，让自身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相适配；另一种类型则是“群体心理”性的。
人类的宗教意识、国族认同、政党/主义等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相较于前者，“群体心理”性的地缘要素，要更容易改变也更容易被创造出来。但这种改变和创造，一定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考验（最少是一个地缘量变期），才能够升级为一个地缘级别的影响要素。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群体心理”性的地缘要素，其特征产生必须与“物理性”要素相适配的，或者说以之为基础。比如说一个产生于热带沙漠地区的宗教，在传播至热带雨林地区时，就势必需要做出一定形式的改造；而认定两个意识形态趋同的地缘政治板块，并不会因此就天然走到一起。决定彼此关系的，更多是物理环境上的异财之处。为此，我们可以将物理性地缘要素，称之“原生性地缘要素”；群体心理性地缘要素，称之为“次生性地缘要素”。
作为一个“群体心理”级别的地缘要素，王朝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的减值，并在一个“地缘量变期”后几近消失。诸葛亮明知蜀汉在三国之中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还高频率的北伐，很大程度就是试图在这笔政治遗产的影响力消失之前，为后来的蜀汉谋得一个地理上的好身位。
回到汉王朝的行政区划问题上来。与基于同样原因爆发过“八王之乱”的西晋王朝相比，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力还是要强上许多，“七国之乱”很快就在朝廷的强力镇压下被平定。此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诸侯治理封国的权力（权力仅限于收取封地的租税作为俸禄）；实施“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以使得封国的面积越来越小）等等，极大的削弱了诸侯国的存在感。
终两汉之世，封国的力量都是被压制和弱化的，以至于到了三国群英并起的东汉末年，你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已然看不到封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然而汉王朝始终还是没有摒弃“郡国并行制”。从技术上看，维护“分封”体系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让诸侯们享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因为这种政治权力与中央集权的需求，本质是矛盾的），而是将对王朝具备天然感情的宗族血亲广布于地方。
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发现在东、西两汉大厦将倾之时，诸如刘备、刘秀这种已经不具备贵族身份的汉室血亲，能够自下而上的扛起中兴汉室的大旗（区别在于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无力回天）。
既然“封国”性质的诸侯，在三国时代已经没有了存在感，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耗费笔墨去铺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说明刘邦当年的设计，让汉王朝在两次遇到危机时，都能有子孙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催生了三国时代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州。
汉武帝是公元前141年登上帝位的，此时距离汉高祖刘邦建立王朝（公元前202年），正好过去了一甲子的时段。这意味着，帝国正在进入第二个地缘量变期。通常情况下，一个王朝如果能稳定度过第一个地缘量变期，那么它的积累将在第二个地缘量变期爆发。对汉武帝个人来说，更幸运的是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4年（前141年-前87年）。在与帝国相伴度过第二个地缘量变期的同时，能够尽享了这个高峰期所带来的红利。
帝国版图的对外扩张，并不是汉武帝时期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唯一变化。在内政问题上，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双轨制”模式，使得王朝在内部治理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当封国尾大不掉时，这种矛盾一般体现为诸侯们对帝国派驻地方官员的无视；而在封国权力大大削弱之后，那些直接受命于朝廷的帝国官员，又往往对另一体系内的皇亲贵胄缺乏足够的尊重。
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推恩令”的推行，帝国的行政结构变得更加的细碎。这一局面使得帝国中央，需要在“郡-国”两大体系之上另做顶层设计，以监察和调和诸行政区之间得失、矛盾。由此便应运而生了“十三刺史部”这个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设计。
东汉十三州郡∨
所谓“十三刺史部”在最初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级行政区。准确的说，汉武帝是将帝国核心区划分为了十三个“监察区”，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负责监察这一区诸郡/县、封国的吏政，并在出现矛盾之时，进行调解、评判，或者向帝国中央汇报真实的情况。应该说，在行政双轨制及政区细碎化的情况下，身为中央与地方连接纽带的“刺史部”，能够帮助汉王朝的国家机器运行的更加流畅。
从公元前106年被设计出来，一直到公元188年间的将近300年时间里， “十三刺史部”都忠实的履行着自己监察区的职责，只是在王莽的“新朝”及后来的东汉时期，在数量和范围上做了些许微调。此后则由于时局的需要，晋升成为了一级行政区，并很快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割据状态。这一局面的产生，意味着进入三国时代之后，汉武帝当年为监控地方、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地缘政治设计，反过来悲剧性的促成了王朝的崩塌。
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后面的“黄巾之乱”部分会有所解读。现在要解释的问题是，最初我们说到的三国时代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州，又与现在解读的“十三刺史部”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刺史部的具体名称，基本都是以“州”命名的。在它们由一级虚设的“监察区”转化为一级行政区后，原本只负有监察职责的“刺史”一职，亦变化为了总管一州的军政大权的“州牧”。接下的内容，我们将全景式的展现，“州”这个地缘政治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在汉王朝的设计，又遵循了什么样的地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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