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性，佩瑞尔也有一套颇有新意的观点，她对于性的愉悦与欲望从不妄加评论，她的这种舒缓态度相当少见，尤其是在美国，学校的性教育仍然提倡禁欲，而关于性的讨论总是迅速变味，要么变得粗俗，要么变得伪善。佩瑞尔的讲话同样引人入胜，尽管她已经58岁，她仍然极具吸引力，她那双朦胧的蓝色眼睛，亚麻色的头发，脸上总是一副轻松的笑容，全身散发出不容置疑的自信。与我谈话时，佩瑞尔穿着一件入时的古铜色的丝质外套，与她晒黑的肤色很相称，她坐着的时候身体前倾，两腿叉开，手肘撑在大腿上，手上和脚上的指甲都涂成血红色。
莉莎·泰勒（Lisa Thaler）是一名纽约的心理治疗师，当她第一次听过佩瑞尔演讲后，就请她做自己的督导（supervisor），莉莎说：“佩瑞尔是我见过最性感的人，从她的思考方式，到她身体的动作，都让她非常迷人。”当佩瑞尔在演讲中说出“好的爱人是养成的而非天生的”这类言论时，她那份颇具诱惑力的自信让她变得更可信了。与过去的那些有名的性治疗师不同，比如奶奶辈的露丝·韦斯特海默博士（Dr. Ruth Westheimer），佩瑞尔看起来不仅像是个很了解性的人，还是个中好手。
图源：Marie Claire
佩瑞尔和丈夫的婚姻已经超过30年，这让前来找她寻求婚姻关系帮助的人产生了更多好感，她的丈夫名叫杰克·索尔（Jack Saul），是一位美国心理治疗师，也是纽约大学国际创伤研究计划的研究主任，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两人都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毕业。在《被囚禁中的交配》一书中，佩瑞尔曾说，“我丈夫的研究主题是痛苦，我的研究主题是愉悦，然而这两种情感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是20岁出头。但是谈到此处，佩瑞尔很快把话题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引开，并且很快强调说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作一种模范。她告诉我：“只是长久在一起并不能让一段感情变得成功，我的家庭生活与我曾经做过的那些选择恰好都是适合我的，但那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选择推销给其他人。应该说在我们的感情中，让我们长久在一起的原因和那些让我们分离的因素一样多。”
对于那些依靠感情指南谋生的人来说，像佩瑞尔这样的谦逊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美国，类似的婚姻指南总是流于形式，过分教条，而且只有那些婚姻幸福美满的人，似乎才有资格给别人指南。与此相反，佩瑞尔一直在努力明示，自己要做的并不是推销一些教义，而是评论探讨那些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爱情谜题。她说，“适用于一对伴侣的解决方法并能不适用于另一对伴侣，对于那些普遍适用的感情解决方案，我绝不苟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婚姻关系心理咨询师）根据出轨事实推断——这对伴侣自身一定存在本质的问题，这种观点在美国婚姻关系咨询界尤其盛行。不过佩瑞尔坚决认为婚外情的成因要复杂得多，她认为，“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与权利推崇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可能感到满足。”
过去几代人也许能接受还算凑合的婚姻，也能接受还算不错的性生活。“过去的男人只要有女人愿意委身于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也许房事只持续了4分钟，只不过花了煮个鸡蛋的工夫，这点时间还只能煮个软蛋。”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值得享受快乐，我们也有权获取快乐。“如今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欲望，”佩瑞尔说，“到底什么是欲望？欲望就是想要，具体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要，而且明确是‘我’想要，这也是消费主义的核心。”然而在婚姻中，尴尬的是人们极少对已经获得的东西继续产生欲望。
而这种欲望并不是要获得什么新的感觉，那些女性杂志翻来覆去刊登“这365种方法能让你重获婚姻中的激情”这类文章，似乎总想证明出轨就是期待获得某种新的体验。有趣的是，在佩瑞尔的研究中她对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她认为出轨很少是出于性欲，甚至与出轨对象也几乎无关。其实出轨意味着重获“与某人一起生活时那种活着的真实感，那些活泼的、好奇的、任性的感觉，”——这些恰恰是在世俗的婚姻日常中被慢慢消磨掉的东西。佩瑞尔认为，当我们出轨，“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另一个伴侣，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找另一个自我。”
对伴侣以外的人产生欲望是一种来源于人性的，却令人非常不安的自然现象。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断言，通奸甚至存在进化学意义，出轨让男性得以传播自己的DNA，而女性可以获得更丰富基因选择范围。出轨曾经被视为艰辛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被人类所容忍，但如今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创伤。佩瑞尔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当我们谨慎地选择了那个灵魂伴侣之后，我们不仅期待另一半能神奇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更期盼依靠另一半在这个容易感到孤独的浮躁世界中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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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瑞尔告诉我：“人们寻找人生中那些终极答案的地方，从来不是自己的私生活领域。人类曾经在宗教中寻找答案，也曾经在群体中寻找，曾经几代人居住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自己和伴侣、孩子之间的关系中就能找到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所有人生中重大问题的答案。”本质上，当伴侣逐渐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中自保的壁垒，出轨行为变得更具破坏性这一点也就说得通了。
然而美国人对于出轨有着一种独特的狭隘观念，佩瑞尔如是说，“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出轨是一种不完美，但这并不是值得葬送婚姻的理由。”美国人倾向于把性视为一种堕落，而且对于愉悦感总是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对于出轨的态度往往是非黑即白的。佩瑞尔说：“在美国出轨事件中只有两个角色，要么是虐待者，要么是受害者。这些都是刑事领域的措辞，但我认为这样的措辞很能说明问题。”
在二战时期的犹太大屠杀中，佩瑞尔的双亲都是各自大家庭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父亲是9个兄弟姐妹中唯一活下来的，他曾经辗转于14个纳粹集中营，最终，他在集中营的厨房中结识一个朋友，两人建立起一个组织挽救了60个犹太人。她的母亲来自一个犹太教哈西迪教派家庭，辗转于9个纳粹集中营，是所有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如果他们按照自己被教育的那样去行事，他们就不会幸存了，”佩瑞尔说，“人们教育你的事情并不一定总是对的，有时候守则也会腐败变质、毫无人性。在我家，这些故事是随着母乳一起灌输给我的。”
佩瑞尔认为，如果要了解她本人或者理解她的研究，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她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性生活上才意识到这一点。她解释说，当初她的父母从集中营被救出后，除了活下来以外有了更多的欲望，他们想把每一天都活到极致。“我对情欲的认知并不是来自现代对于性的定义，而是通过一个更神秘的解释来理解情欲，那是一种对生命的维系，也是一种对死亡的抗争。”
在美国有超过5万名情感咨询师，他们几乎不谈及性，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能解决伴侣之间的情感问题，性生活将随之改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也是人，大多数人对于性这个话题都会感到不舒服，因此大多数心理治疗师谈到性的时候做不到驾轻就熟。”来自纽约的心理治疗师及性治疗师伊恩·寇纳（Ian Kerner）如是说。
另一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心理治疗师大卫·莱（David Ley）补充道，由于情感咨询师“并没有接受过多少关于性欲、性别多样性的培训，因此到头来他们的社会观念总是会在无意中大幅左右他们的咨询过程”。为此，大卫向全美心理治疗师提供关于性心理的培训。然而性治疗师主要面对的是医药、病理学意义上的性功能紊乱。因此，那些想谈谈自己正在走下坡路的性生活的情侣们，或者那些渴望打破一夫一妻制或渴望维系一夫一妻制的情侣们，他们往往费尽心力也很难找到一位有意向提供帮助的心理咨询师。至于出轨这件事，绝大部分的美国心理咨询文献只关注受害一方的心理需求，以及对出轨一方的谴责。
佩瑞尔对于出轨事件的处理手法很特别，她不单请来访者谈谈对于性的想法，同时请来访者觉察自己的性关系与性欲之间的关联，同时，她认定出轨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往往不能用简单的施暴者与受害者解释。她说：“背叛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在几十年间都拒绝伴侣的性需求，有朝一日对方出轨，这能说明被出轨者就是受害者吗？婚姻中受伤的一方，并不一定是出轨事件中受害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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