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圣·简和巨龙
没有人比著名城市理论家、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更加认同应该从公民集体生活的角度看待城市了。她最重要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The Death and Life ofGreat American Cities ）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人们如何思考城市以及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3］对于任何对城市感兴趣的人来说，无论是学生、专业人士抑或存在好奇心的公民，该书都是必读书目。我猜想，世界上每一座大城市的每一任市长的书架上都摆放着简·雅各布斯的这本书，而且至少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这是一本伟大的书，极具煽动性和洞见性，雄辩且充满个人观点，文笔流畅，读来十分有趣。尽管该书出版于1961年，而且明确地聚焦于当年的美国大城市，它所传达的信息却广泛得多。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出版时相比，它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加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因为许多城市都遵循美国城市的经典发展轨迹，同时面临着汽车、购物商场的挑战，郊区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区消失。
讽刺的是，简并没有漂亮的学术履历，甚至没有本科学位，她也没有参与过传统的研究活动。她的作品更像是新闻记者笔下的故事，主要基于逸事和个人经历，以及对于城市是什么、城市如何运行还有城市应该如何运行的直观感受。尽管简在书中明确以美国大城市为重点，但读者的印象是，她大多数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基于她本人对于纽约市的感受。她尤其无法容忍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并且猛烈地抨击传统的城市规划，尤其针对那些不是将人而是将建筑物和公路视作主导的设计。以下这些经典节选表明了她典型的批评态度：
城市规划这种伪科学似乎会故意神经质般地模仿经验主义的失败之处，而忽略经验主义的成功之处。
项目规划者和城市设计师将地图视为某种更高的现实，他们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他们想要建造步行区的地方规划出步行区，然后再建造。但步行区需要散步的人。
我们缺少可以叠加在城市上的逻辑；人造就了城市，城市属于他们，而不是建筑物，我们的计划必须要适应人……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喜欢什么。
他的目的是创造出自给自足的小镇，一个真的非常好的小镇，但前提是你很踏实驯服，没有自己的规划，也不介意与那些同样没有个人规划的人消磨一生。与所有乌托邦一样，拥有重大规划的权利只属于负责规划的人。
最后一段话中的“他”指的是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花园城市”概念的发明者。这一理论在整个20世纪都对城镇规划具有极大的影响，为全球各地的郊区提供了理想化的样板。霍华德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乌托邦思想家，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备受剥削的境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霍华德有关花园城市的设想是，居住区（住房）、工厂（工业）和自然（农业）按照他所认为的能够为城市和农村提供最佳生活状态的比例规划出来。没有贫民窟，没有污染，有呼吸大量新鲜空气的空间，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城镇和农村的融合被认为是朝着新型文明社会迈进的一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奇妙结合。他的花园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由与花园城市有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公民合作管理，尽管他们或许并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与大多数乌托邦梦想不同的是，霍华德的理念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核心投资者中引发了共鸣。他能够组建一家公司，筹得足够的私人投资，在伦敦北部从无到有地建设两座花园城市。它们是建于1899年的莱奇沃思花园城和建于1919年的韦林花园城，两座城市目前的居民人数分别为3.3万和4.3万。然而，为了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梦想，霍华德不得不牺牲许多理念或者做出重大的妥协，包括遭到简·雅各布斯痛斥的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计划。尽管如此，他有关规划“城镇和农村”社区的基本理念延续到了现在，留下了印记，这不仅体现为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花园城市的变体，也体现在每一座城市的郊区发展的设计理念中。一个很有趣的特殊例子是新加坡。尽管它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拥有500多万名居民，并且持续建造炫目的钢筋玻璃摩天大楼，但它的可取之处在于保留了大规模花园城市的梦想。这主要源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已逝领导人李光耀，他在1967年要求新加坡发展成为“花园中的城市”，要有足够的绿色植物、开放的绿色空间和热带的氛围，尽管它长期缺少土地。新加坡或许并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但绿色的氛围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华德对于这些花园城市的实际设计却一点也不有机。它们的规划图和组织体现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信条，目光所及的唯一曲线是由直线连接起来的圆，这与有机进化的城市、城镇和乡村的杂乱完全相反。曼德尔布罗的分形边界、表面或网络没有出现在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念中，这从我们之前的叙述就可以看出。这种远离有机几何的做法成为20世纪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现代主义运动的标志。这在颇具影响力的瑞士裔法国建筑师、城市理论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建筑哲学通常被称作“功能决定形式”。柯布西耶原名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格里斯（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Gris），他使用柯布西耶这一源自母亲家族姓氏的笔名的部分原因，是要表明每个人都能重新塑造自我。
图6–3 不同设计师的不同设计
左上为埃比尼泽·霍华德城市花园规划的样例，右上为阿布扎比马斯达尔新城，中间和左下为柯布西耶新城设计的样例。
与埃比尼泽·霍华德一样，柯布西耶同样受到了城市贫民窟肮脏无比的生活条件的极大影响，希望找到有效的途径改善城市中穷人的境遇。为此，他大胆地提出，清空巴黎（以及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大片地区，代之以多层、高密度的水泥、玻璃和钢筋高楼，铁路线、公路线甚至是机场交错其中。荒凉、简洁，甚至带有一点险恶，酷似柯布西耶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向右翼转变的政治思想。这在他的用语中也有所体现，如“清洁和净化”城市，或者建造“一个平静、有力的建筑”。他坚持建筑物的设计不要花哨。幸亏他的宏伟计划没有付诸实施，我们依然能够享受到巴黎和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某些颓废的城市装饰。柯布西耶给全球各地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所有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都是以死板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为主，这便是证据。正如霍华德的城市设计哲学给郊区城市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柯布西耶也给我们市中心的城市景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在堪培拉、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等新都市的设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令人尤其感兴趣的例子是巴西利亚，这里的城市建筑由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柯布西耶的影响，尽管他用如下话语隐晦地表达了他的钦佩：
我没有被人类创造的直角或直线、坚硬和不灵活吸引。我被自由流动、性感的曲线吸引。我在祖国的山脉中找到了这些曲线，在河流的弯曲中找到了这些曲线，在大洋的波浪中找到了这些曲线，在所爱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些曲线。曲线构成了整个宇宙，爱因斯坦的弯曲宇宙。
顺便说一下，尼迈耶可能还在曲线中加入了曼德尔布罗的理论和分形。讽刺的是，尽管尼迈耶做出了上述的宣言，但巴西利亚依然成了一座城市不应该变得如此的代表。巴西利亚总是被形容为“水泥丛林”，尽管毫无生机、毫无灵魂，但依然让人想到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影响，这座城市有许多开放的绿色空间和公园。在1960年落成后不久，法国先锋派作家、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参观了巴西利亚后附和了简·雅各布斯，发问道：
你有任何闲逛的兴趣吗？能够遇到行人的街道、商店和住房、交通车辆和人行道在巴西利亚不存在，永远不会存在。
50年后，逐渐摆脱了最初计划限制的巴西利亚开始逐渐有机地进化，发展出了居民聚居区，生活环境也变得更加人性化了。现在，巴西利亚的常住人口超过了250万。与此同时，1989年，在丹下健三获得普里兹克建筑奖仅两年之后，该奖项被颁给了奥斯卡·尼迈耶。另外一位近期获得普里兹克奖的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也曾尝试设计一座从无到有的城市，这一次是在海湾国家荒无人烟的沙漠中。福斯特的作品便是广为人知的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它被设想成一个可持续、节能、用户友好、高科技的社区，通过信息科技领域的进步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进行建设。这是一个大胆的、令人兴奋的计划，即使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奇怪的野兽。原本的计划是在2025年，花费200亿美元，让马斯达尔的居住人口达到5万。人们希望这座城市的主要产业将是高科技研发以及环保产品制造，来自阿布扎比的6万名通勤者将为此提供支持。或许，马斯达尔最奇怪的一点，便是它的边界被设计成尽可能无机、乏味的样子。它们构成了一个正方形，是的，一个正方形的城市。
人们很难不把马斯达尔想象成一个大型的私人郊区住宅工业园区，而不是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样化自治城市。从许多方面来讲，这座城市的设计哲学都是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概念的衍生，不过加入了21世纪的高科技文化元素。但有一点不同，它似乎是为特权阶级人士而非贫穷的劳动阶级设计的。2004—2011年担任《纽约时报》建筑批评家的尼古拉·奥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说，马斯达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住宅小区：“它是另外一个全球现象的具化体现，即世界正在分裂为精细、高端的孤立地区和规模庞大的、没有任何形状的贫民区，可持续性问题在这里一点也不紧迫。”马斯达尔将会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还是矗立在阿拉伯沙漠中的浮夸高级住宅小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
形式与功能、城镇与乡村、有机进化发展与毫无生机的钢筋水泥、分形曲线，以及表面的复杂性与欧几里得几何的简单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或简单的答案。的确，许多现代建筑曾经探索、斗争并实验过以上这些争论中的方方面面，尼迈耶拒绝“坚硬、不灵活”、拥抱“自由流动、性感曲线”与他设计出的毫无生气的水泥建筑之间的对比便是例证。想一想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纽约肯尼迪机场TWA候机楼的有机魅力，或者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奇形怪状的洛杉矶音乐厅以及西班牙毕尔巴鄂的迷人博物馆，或者约恩·乌松（J?rn Utzon）设计的惊艳的悉尼歌剧院，甚至是在沙漠中建造正方形城市的福斯特设计的奇特生殖崇拜的伦敦“小黄瓜”。与柯布西耶的告诫和信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的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í）和美国的布鲁斯·戈夫（Bruce Goff）等少数建筑师。他们二人的想象力似乎没有受到限制，愿意拥抱有机建筑的奇妙之处，如高迪的杰作——非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或者戈夫设计的位于俄克拉荷马州诺曼的巴维格住宅，这座建筑受到了体现在贝壳、向日葵和螺旋星系中的斐波那契数列的启迪。
所有这些创造性的例子都是单体建筑，没有整个城市设计的例子，也没有脱离了花园城市主题的城市发展的例子。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名为“新城市主义”的运动兴起，试图挑战某些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由汽车、钢铁以及水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问题，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相互疏离，远距离通勤工作成为常态。该运动呼吁建筑、社会和商业领域重返多样化、多功能的社区，通过加强人行道和公共交通应用的设计凸显社区结构。这一思想主要受到了伟大的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和简·雅各布斯的批评性作品的影响，简提醒我们，城市是人，而非服务汽车和钢筋混凝土商业高楼的基础设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简·雅各布斯反对在其居住的纽约市格林尼治村修建四车道的封闭公路，这使得她声名鹊起，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恶名。当时正值“城市重建”和“贫民窟清拆”的高峰时期，大量丑陋的高层公共建筑项目拔地而起，四车道公路穿越市中心地区，丝毫没有考虑到城市结构或者人口规模。使纽约市发生这些改变的背后人物是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重塑、更新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尽管他为纽约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包括建设了连接曼哈顿和其他行政区的大桥和高速公路，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摧毁了许多传统的社区。
摩西观念中的重要一点，便是建设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它将直接穿过格林尼治村、华盛顿广场和苏豪区。简·雅各布斯带头阻挠这一入侵行为，声称此举将破坏纽约市的重要特征。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斗争之后，简最终赢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她屡屡遭受来自政客和开发商，以及包括刘易斯·芒福德等人在内的许多城市规划师和相关从业人员的诽谤。芒福德认为，简·雅各布斯是一个古怪的情绪主义保守分子，试图阻碍纽约市的进步和未来的商业成功。与柯布西耶的理念一致，摩西的计划还会彻底摧毁多个城市街区，代之以高端的摩天大楼。尽管纽约的许多地区都按此计划建造，但它在格林尼治村被搁置，尽管它带来了华盛顿广场村的发展——最终，它成为纽约大学的一个项目，被用于教职员工居住。
在访问纽约大学期间，我有幸在此地短暂停留。我很喜欢它，倒不是因为我喜欢住在典型的现代高层公寓楼中，而是因为它让我立即享受到了格林尼治村、苏豪区以及小意大利区令人兴奋的生活。这些地方居住着许多疯狂的人，他们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以及画廊、餐厅和多样化文化活动的传播和扩散，正是这些活动使得纽约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如果不是圣·简这位救世主，先知摩西或许早就在无意之间将这座城市彻底摧毁。纽约和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永远感激她。
全球许多城市都曾遭受过“城市重建”和“贫民窟清拆”的困扰，开展这些行动的本意都是好的，也有很好的理由。然而，社区的理念通常被忽视，那些被迫搬迁的人的境遇也无人问津，由此产生了许多计划外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没有出口的公路切断了传统社区，导致了与城市主动脉相分离的孤岛的出现。再加上枯燥无味的高层公寓楼的建设，这些孤岛通常会诱发疏离感和犯罪。在美国，大量修建于50年前的横穿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等大城市市中心区域的公路被拆掉，这成为对简·雅各布斯呼声的回应。虽然重建数十年来形成的旧的邻里和社区结构并不容易，但城市很有韧性、适应力很强，无疑会发展出新的、出人意料的产物。
作为这段城市历史的注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纽约大学的长期战略规划中包括一项提议——重新开发华盛顿广场村建筑群，拆掉那些千篇一律的高层公寓楼，将该区域恢复到其最原始的结构——正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在2001年的一场采访中［4］，简·雅各布斯被问道：
您如何看待自己将被大多数人铭记？您是敢于直面联邦推土机和城市重建的那个人，称它们正在破坏这些城市的命脉。是这样吗？
简回答说：
不。如果我作为本世纪一位真正重要的思想家被铭记，我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引发了有关经济扩张因何产生的讨论。这是经常困扰人们的东西。我想，我指出了它是什么。
可惜她错了。事实上，简被人们铭记主要是因为她为保护曼哈顿下城完好无损而做出的努力，还有她对于城市性质、城市如何发挥功能的洞见，以及对于多样化和社区在创造富有生机活力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认知。近年来，她被许多城市规划专家、知识分子和行家称赞为“21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不幸的是，她希望自己被牢记的原因——对于经济学本身的贡献却很少得到承认。她撰写过几本有关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学本身的书，主要聚焦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来源等问题。
贯穿她著作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看，城市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非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国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观点，几乎完全被经济学家忽视，尤其因为简并非真正的经济圈中的成员。很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它的城市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但与任何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类似的是，整体要大于组成部分之和。
在简讲述城市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之后近50年，我们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城市的人最终得出了与她相近的结论。我们生活在城市世时代，从全球范围看，城市的命运便是地球的命运。简早在50年前便看穿了这一真相，直到现在一些专家才开始认识到她的远见卓识。
许多作家重拾这个主题，包括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但最有远见、最大胆的是本杰明·巴伯（BenjaminBarber），他为自己的著作取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题目——“如果市长统治世界：功能失调的国家，正在崛起的城市”（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Dysfunctional Nations ， Rising Cities ）。 ［5］ 这些都表明，人们正在意识到，城市是行动的所在地。在城市里，挑战必须被实时解决，治理似乎会奏效，至少与越发功能失调的国家相比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