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7章中，我着重讲述了“城市小组”作为“规模小组”的自然产物是如何演变的。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社会学项目——作为复杂系统的信息社会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欧盟的慷慨资助。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戴维·拉内（Daivd Lane），荷兰人类学家桑德尔·范德莱乌（SandervanderLeeuw）以及法国城市地理学家丹尼丝·皮曼（DenisePumain）也参与到合作中来，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果没有他们最初的刺激、热情和支持，我怀疑这些可能都不会发生。第7章和第8章中所阐释的城市项目的大多数分析工作均由年轻研究员完成，他们是物理学家路易斯·贝当古、连惠珍和迪尔克·黑尔宾（DirkHeilbing），城市经济学家何塞·洛沃（JoséLobo）和戴比·斯特鲁姆斯基（DebbieStrumsky），人类学家马库斯·汉密尔顿（MarcusHamilton），数学家马德琳·戴普（Madeleine Daepp），工程师马库斯·施莱费尔（MarkusSchlapfer）。其他曾间断参与并做出重要贡献、影响了我的观点的合作者包括生态学家里克·恰尔诺夫（RicCharnov），系统生物学家阿维夫·贝里曼（Aviv Bergman），物理学家亨里克·詹森（HenrikJensen）、米歇尔·格文（Michelle Girvan）、克里斯蒂安·库纳特（ChristianKuhnert），投资分析师爱德华多·维埃加斯（Eduardo Viegas），以及我曾经在第8章中提到的建筑师卡洛·拉蒂。
我真的很幸运，能够和上述每一位共事，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专门明确指出他们各自的专业背景，是为了凸显这一合作的跨学科特性，这对于解决本书中提到的话题和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他们个人和整体对于概念理解、解决重大问题的责任感和热情充满了我们每一次会议和互动中。他们对于问题的探索和洞见，他们的技术和概念贡献以及他们参与密集小组讨论的热情是我们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我敢肯定，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担心我对我们工作成果的呈现，对此，我提前为可能产生的窘境道歉。我对本书中的所有错误和不正确阐释承担全部责任。
我很高兴的是，所有年轻的研究员都在很好的大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各自的科学领域打响了名声。在与我个人的互动中，有两位尤其重要，他们是范·萨维奇和路易斯·贝当古。这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接受过理论物理学的教育，我们讲的语言完全一致。路易斯现在是我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同事，他在第7章我提到的有关城市的研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萨维奇之前曾经是圣塔菲研究所一名博士后研究员，最终他离开圣塔菲研究所前往哈佛大学，后来又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那里成为一位知名理论生态学家。在我们共同研究的许多问题之中，我想要提及两个问题，它们并未在本书中进行应有的详细讨论，但非常吸引人、具有挑战性，而且十分重要。其中一个是睡眠的量化理论，该理论解释了为何鲸只睡几个小时，老鼠要睡15个小时，我们人类要睡8个小时。与萨维奇的年轻聪慧学生曹军玉（Junyu Cao）一道，我们将这一理论延伸至了解婴儿和少儿的睡眠模式，并为研究大脑早期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另外一项则是与亚历克斯·埃尔曼一道研究出了首个量化理论，用于理解肿瘤的生长、代谢率和血管结构，我们希望能够为最终攻克癌症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我未能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本书第3章和第4章中所谈到的一些生物学研究工作并非没有遇到批评的声音，这些研究工作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从许多专业书籍无数次引用以及从《金融时报》到《纽约时报》等大众媒体广泛关注中便可见一斑。全球各地的知名媒体就此撰写了许多专题文章，其中也包括从国家地理频道到英国广播公司等电视频道。《自然》杂志夸张地将其称作是“万物生物理论”，“对生物学的重要性就如同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这些都是些奉承话，显然高估了这一理论。《自然》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说：“该理论对许多事情进行了解释。它的雄心和规模令人吃惊。任何如此无所不知的新理论都会引来很大的质疑和抱怨，同样也会吸引很多的羡慕眼光。至今尚未出现其他可比拟的理论，尽管其不可避免地存在限制。”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做出了一个战略决定，不直接应对质疑性的抱怨，并将精力集中在增进读者的理解上。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我们略带偏见的视角来看，所有的批评声音都不令人信服。一些批评声音根本不正确，其他许多批评声音只是聚焦于特定系统的简单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至少会有其他的解释。此外，几乎所有担忧都集中在哺乳动物的代谢率上，未能意识到整个框架的广度，以及它基于生物学、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基础原则，为大量不同的实验比例关系提供了简约化的解释。无须赘言，许多科学文献都对这些批评声音进行了回应，通过本书末尾注释中提到的参考书目便可了解到。
许多其他同事和朋友也为我完成本书提供了精神和学术上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当我个人的热情不断消退之时。圣塔菲研究所提供了完成本书此前章节中提到的大多数观点所需的恰当环境和人力组合。本书曾多次提到过有关圣塔菲研究所的逸事，我在后记中也拿出篇幅来肯定它们的优点以及我为何相信，圣塔菲研究所的使命代表了21世纪科学的重要预兆。我尤其感激的是十分活跃的埃伦·戈德堡（Ellen Goldberg），他曾经担任圣塔菲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劝说我加入圣塔菲研究所。正是这一举动重启了我的智力时钟，并赋予了我更好的生活。能够遇到处在不同职业生涯的众多杰出个人——从学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像是把一个孩子带到了糖果铺。
在此背景下，我还希望对延伸的圣塔菲研究所社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扩大了我的科学视野，并帮助我开始了解到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些细微之处和挑战。我特别想要提到的是巴勃罗·马凯（Pablo Marquet）、约翰·米勒（John Miller），默里·热尔曼（MurrayGell-Mann），胡安·佩雷斯–梅卡德尔（JuanPerez-Mercader），戴维·克拉考尔（DavidKrakauer），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以及比尔·米勒（BillMiller）和迈克尔·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他们分别是圣塔菲研究所历任和现任理事会主席。多年来，他们无一例外地坚定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我非常感激他们所有人。我尤其感谢科马克痛苦地阅读并编辑极为详细的原稿，给出大量反馈，极大地改善了最终的成书。尽管我接受了他大多数语法和句法结构的建议，但我一直与他辩论他对于分号和感叹号的厌恶，以及他对于牛津逗号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