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韦尔于2005年出版的著作《奇点临近》（ TheSingularity Is Near ）使奇点概念变得流行起来。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在口语中使用这个词语。基于科幻作家、计算机科学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1993年所提出的“技术奇点”的早期概念，库兹韦尔提出，我们正在接近奇点，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将会因基因改造、纳米科技、人工智能而变得更加强大，将变成不再受生物学限制的混合机器人。这将会带来集体智慧，并且它远比目前所有人类的智慧加起来的总和强大得多。或者，正如文奇简单描述的那样：“在30年内，我将获得技术手段，创造超人类智能。再过不久，人类时代就将终结。”［6］这本书是他在1993年写就的，因此，文奇的预测是，上述改变可能将会在2023年发生，距离现在只有几年时间了。我并不认为它会应验。
这些都是奇妙的猜测，最终可能会实现，但目前仍然属于科幻的范畴。这一盲目乐观的未来观念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不祥预言是完全相反的，即便两种情况的结论都是基于相同的前提，即指数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某些重大的事情必须发生。正如马尔萨斯主义者忽略了创新的重要角色，奇点支持者忽视了在全球范围内整个社会经济动力学的重要性，它其实是正在日益临近的奇点的主要驱动力。两种情况在更加广阔的框架内都无法保持稳定，以迎合量化机制性理论。因此，无论预测是什么，对它们进行科学评估都十分困难。或许，最大的概念性讽刺是，尤其是对于奇点支持者而言，他们的结论和猜测都是以指数级增长为基础的，而这其实并不会导致奇点的出现，至少在有限时间内不会。
尽管如此，指数级增长可能是非常不可持续的，原因正是马尔萨斯最初所倡导的观点，即我们将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或能源，我们将会用光所有必要的资源，如磷、石油或钛。与此同时，我们将无法发展出适当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我们还可能会产生太多的熵，由此而来的污染、气候破坏以及其他所引发的改变。尤其是在气候领域，这些都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导致难以名状、意料之外、具有破坏性的后果。然而，我想要提醒的是，如果这些是指数级增长的结果，原则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实现乐观主义者的预测，并继续由创新带来增长，避免所有这些问题和威胁。但现实是完全不同的画面，我并不是乐观主义者，不认为他们会取得这些成就。
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存在定量上的不同。正如我此前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一直在以超指数级速度扩张，而不仅仅是指数级速度，这是受社会经济活动的超线性比例变化驱动的，也是我们社会动力学内生的倍增的结果。这一典型的现代人类动力学导致生命节奏的不断加速，为了战胜有限时间奇点所预示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做出重要创新的速度也必须加快。不断加速的“西西弗斯式”的画面一直困扰着我们。
“计算机时代”和“信息与数字时代”之间相隔的时间不超过30年，而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则相隔数千年时间。我们在自己的手表和数字设备上测量时间的时钟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它是由地球的每日自转和每年绕着太阳的公转决定的，这一天文学时间是线性的和有规律的。但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时钟则是由社会互动的集体力量决定的涌现现象——与客观的天文学时间相比，它在持续且系统性地加速。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是在不断加速的社会经济跑步机上生活的。1 000年前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出现的重要创新现在或许只需要30年时间。不久之后，就会只需要25年时间、20年时间、17年时间，等等。正如西西弗斯一样，如果我们坚持持续增长和扩张的话，我们注定将会这样做。由此而来的连续奇点将会不断持续并累积，最终导致数学家所称的本质奇点，即所有奇点之母。
伟大的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博学家，他的观念和成就对人类生活构成了重大影响，并在70多年前就得出了下列颇具先见之明的观察结论：“人类生命中不断加速的科技和改变过程使得我们不断接近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奇点，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不可持续的。”［7］冯·诺依曼于1957年去世，当时他只有53岁，仍然相对年轻。他生前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之一是他在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就是他发明了博弈论，这是经济建模的主要工具，此外还有现代计算机的概念设计，它通常被称作“冯·诺依曼体系结构”。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每隔15年、10年甚至是5年，便能够达到类似于因特网的出现这种强大、有影响力的创新？这是典型的归谬法的观点，它表明，无论我们有多聪明，无论我们发明了多少精妙的小玩意儿和设备，只要我们继续像往常那样运营，我们便无法克服终极奇点的威胁。
来自理论的估计表明，我们将在未来20~30年时间内经历又一场范式转移。这比乔纳森和索尔内特的预估要短，他们认为应该至少为35年。当然，该理论无法告诉我们改变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只能疯狂地猜想。它或许是一些相对平常的事情，如无人驾驶汽车和相关的智能设备，或者是某些类似于库兹韦尔和奇点主义者的科学幻想。最可能的情况是，以上都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范式转移，它就将会是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或许更大的可能是，我们无法实现范式转移，我们需要安心于开放式增长的整体概念，并寻找某些定义“进展”的新途径，或者满足于我们所得到的，并把我们的能量用于提高整个地球的生活标准，以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将是真正的重大范式转移！
持续的增长和由此而来的生命节奏的不断加速会给整个地球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全球城市化的进程。直到最近，重大创新之间的相隔时间要远远超过人类的工作寿命。即使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我也会无意识地假设，人的一生可以持续从事同一职业，使用同一专业技能。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现在，一个典型个体的生活时间远远超过了重大创新之间的时间间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在，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有望会在其一生中见证几项重大的改变，这极有可能会中断他们职业生涯的连续性。
这一不断加快的变化速度给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就将步入大崩盘，迎来整个社会经济组织架构的可能性崩塌。挑战十分明显：我们是否能够回到更加“生物化”的阶段？我们从这个阶段进化而来，并且满足于某些版本的亚线性比例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天然约束性，或者不增长、稳定的构造，这可能实现吗？我们能否拥有如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会组织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受观念和财富创造驱动的充满活力、创新、创造的社会？我们是否注定将陷入充斥着都市贫民窟的地球？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在小说《道路》（ The Road ）［8］ 中所提及的终极破坏幽灵真会出现吗？鉴于城市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源头上扮演独特角色，以及它们正继续作为超指数级驱动力迈向潜在的灾难，以科学可预测的量化框架理解城市的动力学、增长和进化对于实现地球的长期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就是将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金融市场、风险、经济、健康、社会冲突以及作为社会构成的人类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大量研究、模拟、数据、模型、理论和猜测等全部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大一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