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上有人说，有个‘文傻’还在孜孜不倦地为基督教促进近代科学而辩护。这是对我的双重误解。首先我是学物理学出身的，不是‘文傻’……我也不是为基督教辩护，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不能因为我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就认为我觉得基督教全就是好的我不是在护教。” 科学史专家张卜天如此回应豆瓣上的质疑。
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冲破了基督教的黑暗压制，打破了宗教迷信的枷锁，迎来了曙光。这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的历史叙述。但是，张卜天却认为，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个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近代科学。而且在19世纪之前，西方人是不会认为科学和宗教，这两个范畴是对立的。
这个观点，不仅仅为我们理解西方科学的起源打开一个新视角，更是把脉现代人 “意义焦虑”的一次尝试。
为什么在科学和理性主导的现代，虚无主义会成为一种“流行病”？为什么现代人在科学中找不到指导人生的意义？反而大家会对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感到恐惧？12月4日，张卜天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的演讲，他细致地梳理历史脉络，从释经学的角度入手，探究新教改革与科学革命的关系，为“现代病”叩开病因。
在文人和科学家分道扬镳之前，西方人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
在日常生活中，文科生和理科生之间经常会带有偏见，有些理科生认为文科生是“文傻”，有些文科生则认为理科生是枯燥无味的书呆子。这个分裂在世界上似乎随处可见，C.P.斯诺（C.P. Snow）在《两种文化》里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生活越来越分裂成两极，一极是文人（literary Intellectuals）……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互相存有偏见，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
《两种文化》，作者：（英）C.P. 斯诺，出版：三联书店，1995年2月
但是，所谓的“文科和理科”的分裂只是一个近代现象。我们都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达·芬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因为那时，学科之间还没有分化，文人和科学家并没有分道扬镳。我们要理解人文和科学是怎么分离的，就要首先得理解他们在分离之前的状况。
张卜天认为，人文和科学，实际上就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文人讨论语词和文本，科学家则关注自然界的万物。在中世纪，人们想理解这个世界，就得阅读这“两本书”，词就是“《圣经》之书”，而物就是“自然之书”。“《圣经》之书”是神之道，即圣言（Word of God），而“自然之书”是神的作品（Work of God）。在当时，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并没有分裂。
张卜天在演讲现场
这是因为，当时有一门学问，叫释经学。释经学者奥利金曾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来处理文本和自然物，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举个例子，《创世纪》本来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宇宙起源论，创世纪的前三天里，没有太阳、月亮和众星，连昼夜都没有，那这三天本身是怎么存在的？面对这种质疑，奥利金认为，我们不能去细抠《圣经》的字面意义，而是要透过字面意义去看出更深的神学意义。奥古斯丁继续发扬奥利金的释经学，他认为《圣经》里的词分别都有四种含义。比如说，“耶路撒冷”在字面意义上是犹太人的城市，在道德意义上是人的灵魂，在神秘意义上是神的天国，在寓意意义上是基督的教会。
奥古斯丁
那释经学怎么向普通人解释自然万物的存在呢？就是靠这种寓意阐释。寓意阐释不是一种文学手法，而是一种把读者从《圣经》的字面语词，引向自然世界、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
举个例子，动植物是什么？它们是满足人身体需求的食物。那么那些与人类需求无关，有害的动植物，它们的存在岂不毫无意义了？所以这就需要诠释，给万事万物赋予意义。耶稣老说自己是葡萄树，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看到葡萄树，就看到了生活的指导。我们看到了鸟，就看到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榜样”，我们看到了鱼，就看到了“我们劣行的样板”。
这在现代人看来蛮没有逻辑的，但是，在当时，人们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理解，就靠着这一张意义的大网给网罗起来了。其实很多宗教都有提供类似的理解世界万物的方式，比如佛家有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也是一种寓意诠释世界的方式。
在那个时代的人看起来，今天我们研究的物理世界，只是一系列标记和象征罢了。它们跟《圣经》一样，其所指一定是超越物理世界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沉思生活”，去解读这个世界。因为物理世界是没有神的，“科学的好奇心”只不过是另一种感官诱惑罢了。
这种释经学，还有中世纪的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和“魔法”，依照的基础模型是“大宇宙-小宇宙”，即人体内也有一个小宇宙，跟世界的大宇宙有着平行对应的关系。张卜天调侃道，我们老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其实西方也有。
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自然定律
由于新教改革，改变了诠释文本的途径，寓意世界观开始消亡。新教改革家呼应人文主义“回到本源”的呐喊，主张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对《圣经》文本进行历史校勘，他们更侧重于重要文本本身，而对历代释经学家的注疏持怀疑态度。路德说，寓意是给“虚弱的心灵”准备的，加尔文也认为，那些寓意都是奥利金瞎编的。这个小事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被称为“从古代诠释学过渡到现代诠释学的象征性时刻”。
马丁·路德
否定了寓意，这意味着自然界的物得不到解释。自然物和人工物都没有了象征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新教把教徒的注意力从视觉象征转向了《圣经》文本的字面意义，比如说，新教的教堂很朴素，中心是讲经台，而不是圣坛，圣餐也沦为了一种纪念餐。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这是欧洲从一种图像文化转变为一种文字文化的决定性时刻。
既然自然物没法在《圣经》中得到指称，那么当时的学者们怎么去维持这些自然物的神学含义呢？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数学，一种是分类学，即研究自然的“设计”。数学负责把无生命的世界组织起来，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则负责组织起有生命的世界。
由数学构成的自然秩序意味着自然定律。我们不能想象，若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西方会诞生自然定律。我们一般认为，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寻找科学定律，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古希腊人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而不是一种外加的秩序。而自然定律这种外加的普遍秩序，只有一神教才有可能加上去。笛卡尔认为，“上帝在创世时为各个物质部分赋予了各种运动，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和过程维持着所有的这些物质。”这就是具有普遍性自然定律的雏形，而定律来自于神律，我们要搞清楚神赋予的定律，就要通过实验。这鼓励了近代科学实验的进行。
而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也是学者们需要去弄明白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上帝怎么构思这个自然，就要从他设计的精细结构中去体会。所以说，那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不是说技术发展到那一步了，它们就该出现了。而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才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用显微镜把昆虫的触角放大好多倍，我们可以看到，它结构是如此精美，为什么会如此的精美呢，当时的人们觉得这就是神的意思。
不过，望远镜则适得其反，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帕斯卡说，“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充满恐惧。”对于人们来说，那么多星星，都没有了以前善良、勇敢等象征含义。天空中的一切变得陌生，冷冰冰的，令人恐惧。那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只可能是上帝为地外生命设置的居所。这也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目的论的终结。
所以在那时，很多学者就开始谈地外生命。开普勒写了人类史上第一篇科幻小说——《梦》，他想象着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的，丰特奈尔也写了小说《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探讨地外生命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力有多发达，而是因为星辰“沉默”了，所以他们试图重新赋予意义。
开普勒
与此同时，自然志或者博物学开始科学化了，不再讨论一些寓意、象征、伦理学或预兆等人文学科的东西。当时涌现了一大批博物学家，也是因为万事万物的象征含义消失，我们亟须从分类学的角度对万物进行整理。
在宗教和科学的蜜月期，实际上已暗流涌动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目的论的倾向，比如种子的内在目的是长成大树，它凭借自身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经院学者增加了造物主的观念，种子长成大树的首要原因是神，次要原因才是这个种子的内在能力。笛卡尔的自然定律观念，则使得内在能力和性质的关系开始走到尽头，种子能长成大树，是因为神强加的自然定律。这也直接产生了近代的机械论。机械论相信物质和物质之间有接触才能互相作用，它们怎么作用呢？就是依照自然定律。
当时，科学和宗教正处于蜜月期。很多物理神学学者仍然试着去将物理和神学打通起来。但是，机械论提供了一幅自然可以自己运作的图景，因为自然定律是不变的，物和物可以接触互相作用，那神的位置在哪？
张卜天在演讲现场
马勒伯朗士和塞缪尔·克拉克只好认为，所有这些“自然”变化，都能被理解为神的直接活动。这种观点本来是为了“修补”神学，但是事与愿违。比如牛顿第三定律，你推桌子，同时桌子其实也在推你，在自然世界里，谈不上谁是因谁是果，你和桌子只是服从自然定律而已，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上帝的位置在哪里呢？
所以自然定律是神的法则，也是自然的法则，就如斯宾诺莎所说，“神或自然”是一个东西。那为什么不直接是单纯的自然的法则呢？拉普拉斯说，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这也为彻底的自然宗教埋下了种子。自然哲学家（科学家）扮演祭司， 向人们解释“自然之书”。而且，这不会像不同教派解释《圣经》一样，纷争导致宗教战争。对自然的解释只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发展下去，科学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圣经》从神圣之书变成了一本历史书
新教改革导致了人们世界观和认识论发生变化。当人们再去解读《圣经》，就只剩下了历史价值。以前，《圣经》是超出凡人理解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比如说，“世界末日”的概念，不是指在时间中的某一个时刻，世界真的遭受灭顶之灾，而是时间终结了。但是，后来大家把它纳入了具体历史时间，比如亨利·摩尔认为，当地球过于接近太阳的时候，世界末日就来了。这就很像我们现代读者理解文本的方式，都是历史性的理解。
一般来说，对于现代读者，我们得了解这个文本是谁，在什么时候，带着什么样的构思写的，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文本。所以，当时，摩西变成了历史学家，《圣经》变成了一本历史书，大家只关心字面意义，寻找科学知识。比如说，本来在中世纪，方舟象征着教会，洪水象征着泛滥的激情，方舟的尺寸也有精确的象征含义。但是到了17世纪，大家却开始问一些“后勤学”问题，如洪水从哪里来？最终去了哪里？船怎么造的？如何航行的？各种生物怎么保存在船里？ 那时还有人去寻找伊甸园的具体位置，或去寻找诺亚方舟的具体地点。这些寻找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米开朗基罗的《大洪水》
这给维护宗教地位和阐释《圣经》的学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只能这样解释，摩西他们都是知道这些自然定律的，只不过因为当时受众心智能力不高，做了适当调适。我们可以在经文中找到许多案例。其实这很像某些捍卫佛教的人。比如说，佛陀说过一碗水有“八万四千虫”，这说明佛陀理解细菌的存在，只不过当时为了让普通人能理解，做了调适才这样说。
在宗教和科学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里，神圣和自然被压到了同一个层面去解释，很明显，如此没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意味着未来的冲突。
人类重建伊甸园的渴望，间接带来了现代社会
除了因为自然物没有了含义，需要自然科学去填补之外，注重字面解释的《圣经》还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兴起，因为它使得《圣经》关于创世和堕落的故事，被理解成人类需要重建对自然的统治。人们希望重建伊甸园，来拯救自己。
在《圣经》中，人类遭受了三大灾难，堕落、大洪水和巴别塔。因为人类堕落，使得人类失去了堕落前的完满知识。所以我们想要追求真理，通过认识世界来模仿神的智慧，通过操纵世界来模仿神的能力，恢复与神的相似性。
巴别塔
因为人类堕落，所以人类也失去了对万物的统治。在中世纪的理解里，亚当对自然的统治不是说要让万物服从他，而是掌握万物的多重含义。因此，恢复亚当原有的统治在于，从心灵上掌握自然的神学含义，以及控制人的激情。但是，培根第一次把大家关注的要点从如何道德地生活，变成如何对自然过程进行理解和重构。我们该抛弃“沉思生活”，认知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自己的灵魂。统治的含义慢慢地变成现代人所理解的。
同样，因为人类堕落，植物变得不完美。所以人类需要通过园艺和农业来“修复地球”。西方的园艺，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重建伊甸园的冲动。而且耕种土地，可以补救大洪水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荒野和空地代表了杂乱无章，反映了居民的堕落。这也为西方殖民提供了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居民未能善用土地，是懒惰的民族。神对亚当的明确命令——“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也是对殖民的授权。而占领、保管和使用土地也成了现代土地私有化的原则。
而巴别塔使得语言变乱，这怎么拯救呢？西方人开始去追求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字。莱布尼茨就有一个普遍语言计划，他认为，人类因为语言的不清晰，导致了各种纷争，所以，假如我们要纠正我们的推理，就要设计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像数学一样确凿。当人们发生争论时，我们就可以直接算一下，看看谁是对的。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假想，也预示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
其实牛顿并不在乎他在数学和物理上的成就，他有更大的野心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就发现在科学里找不到救赎的知识，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休谟认为，从事实中推不出价值，从自然的特征中也得不到任何重要的神学结论。达尔文更加认为，生物的奇妙机制只是数百万年来偶然事件的最终结果，在达尔文之后，物理神学就彻底地衰落了。
在科学和人文慢慢分道扬镳的过程中，其实有无数聪明绝顶的大脑为了弥合它们，做出巨大的努力。现代人经常会觉得，牛顿花那么多精力去研究神学，实在太浪费了。其实，在牛顿那一代学者眼里，他在物理和数学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生活的重点，他的野心是要统一“《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统一词和物的科学。这也是当时无数学者的伟愿。
艾萨克·牛顿
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里谈到，“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科学史家柯瓦雷在《牛顿研究》里说，“在科学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于是，科学的世界变得与生活疏离了……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如今，虽然我们能从自然中不断地解读出意义，但是这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选择没有指导作用。
而占星术、命理学、观相术等神秘学思潮，还有德国浪漫派，都表明了人类依然渴望与自然界联系起来，都是一种重新勾连科学和人文的尝试，想让它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心灵，解脱我们灵魂漂泊不定之苦。
现代人的灵魂、无处安放，像鬼影一样漂泊。这种虚无主义，这种“现代病”，与这个灵魂的深渊，正是“《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的断裂带来的。这个断裂，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董牧孜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