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在地球上已经近乎绝迹了。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这样说道：
当狒狒们成群狩猎时，它们希望能获取尽可能多的肉食，但它们并不十分擅长这样。相比与种群一起狩猎，狒狒更擅长单独狩猎，这是因为每次结群，狒狒们都会搅得一团糟。比如三只狒狒正在拼命地追赶一只瞪羚，它们眼看就要追上猎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狒狒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这里不妨给狒狒们赋予人性），它寻思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正跑得飞快，而那个家伙也飞快地紧跟在我后面，我们三个月前刚刚大吵了一架。我不大清楚为什么此刻我们要这么快地奔跑，但我应该在他追上之前停下来给他个耳光。”这只狒狒就突然停下来回过身去，于是它们像美国无声喜剧电影里一群乱追乱搜的警察一样扭作一团，而瞪羚则留下失去控制的狒狒们扬长而去。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像这样发狂，彼此攻击。
我们并不像狒狒那样。我们不仅与那些认识的人协作共事，甚至连那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和平相处。我们公平地对待陌生人，有些时候甚至是无私利他的。我们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私心之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限制别人自私的行为。
我们通过自身的亲社会冲动与社会性压力的共同作用来防止发生越轨行为，这是适用于原始的群体狩猎社会、文明社会以及当今的全球化社会的共同方式。
尽管文化在不断进步，我们的大脑进化却停滞不前。同样，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与10万年前非洲原始狩猎部族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基因上却没有什么改变。1这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正如马特·里德利在《红皇后》（RedQueen）一书中写的那样：
我胸腔中蠢蠢欲动的是为探索300万到10万年前非洲大草原的状况而生的心。当10万年前我的祖先移居欧洲时（我具有欧洲白人的血统），他们在短时期内就进化出了一系列生理特征以适应高纬度的阴霾天气：肤色变白以吸收足够的阳光防止佝偻病，男人胡须茂密，血液循环发达以防止冻伤。但是少有其他改变，比如颅骨的大小、身材的比例，牙齿也与他们在南美过部族生活时相同。也很难说他们头颅中的大脑灰质与以前比较有什么改变。首先，10万年大概只有3000代人，在进化史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就好比是细菌生命中的一天半。更进一步讲，直到距今很近的时间里，欧洲人的生活与非洲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靠捕猎获取肉食，靠耕种获取粮食；都生活在社群中；都由父母抚养下一代长大成人；都用复杂的语言把知识代代相传。进化史中如农业、冶炼和文字这些新事物都出现在距今300代人之内，历史太短以至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文化继承与演进速度（快得在一代人内就显现出来）与基因进化速度（慢得如冰山消融）的巨大断层，信任与防护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为了解决公元前10万年东非高原上家庭式族群生活的信任问题而进化，却又面临着21世纪的纽约给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足够的神经元细胞来应对当今的世界，但进化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残迹。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影响了我们如何应对恐惧、如何察觉风险（在第15章中给出了关于它们的完整列表）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权衡。最后一条特别适用于对协作和反叛选择。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一种被称为双曲贴现率的现象：相较远期的大额收益，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的少量收益。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了解的那样，选择协作往往意味着将我们长期利益置于短期利益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的。
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见到的那样，任何协作者构成的系统都存在某些背叛者。因此，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得更具有协作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发展出了应对背叛者的策略。
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我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机制来增进协作，比如我将在第6～10章中讨论的社会压力。弗兰西斯·福山写道：“在社会中广泛蔓延的不信任……导致了对所有经济活动征收的强制性税收，而这种税收在成员高度信任的社会中是多余的。”它实际是在向诚信征税，是我们自己强制性地向自己征税，这是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征税，太多的人就会变成鹰来掠夺其他人的利益，这是更为昂贵的税收。
正如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防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门锁、铁丝网、高耸的篱笆甚至入室警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使们从来不会违规，因此警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军队呢？天使们将和平地弥补国度间的差异，因此军费开销也可以省掉了。
而钱币，那些被刻意制作的难以伪造的纸，也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可以仅是把自己拥有的财产写下来。4天使们从不欺诈，所以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除了用于防止意外事故、动物、健忘以及弥补纯洁诚实的天使间的合理差异外，所有的防护机制都可以被舍弃。
我们不再需要警察、仲裁、法庭、监狱以及缓刑犯监视官。虽然仍有争端需要解决，但我们可以摒弃一切审查、检举以及对犯罪的惩戒。没有必要再进行欺诈检测：社会福利机构和医疗体系能够保证人们从它们那里公平获益，而不滥用职权；所有的零售店的抢劫报警装置也将报废。
整个工业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像私人保镖、安防监控器、锁匠行业、入室报警器、汽车防盗系统、计算机安全系统、企业安防系统、机场安防系统等。以及那些明显不合理的存在：财务审计、文件认证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废止。
不做天使的代价很高。
我们并不直接地付出这些代价，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隐藏在我们购买的物品价格之中。食品店为了防止抢劫要付出更多成本。飞机为了防止自杀性爆炸也会提高机票售价用于安防。银行为了抵消防止欺诈的成本会付给储户更少的利息。我们参与或购买的每一项事物为了顺利进行都会进行安全防护，从而提高了购买的价格。
金钱不能衡量的代价更为可观：限制意志、剥夺自由、割舍权利，失去隐私等。当然如何权衡这些代价是主观问题，一些人会把这些看得比另一些人更重。但是这些代价如果太大，就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防护不仅是对诚信征收的税费，实际上它是一项重税。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想想我们能省下多少吧。
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安全防护曾经很廉价。社会性压力曾经是社会本身的附属代价。我们社会性压力中的许多都进化自史前时期，那个时候人们还生活在由族群延伸而成的社会中。我们在第3章中接触过这些机制，既包括我们脑中的那些内在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信条，又包括我们约束别人所使用的名声机制。
这种道德和名誉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古老的社会性压力。它们是非正式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作用的机制既有有意识的也有下意识的：我将它们（未经技术加工过的）共同称为社会压力。它们共同演进，并在我们的大脑和社会中算得上是紧密关联。从生物学或者行为学的视角观察，会有很充足的理由认为我对道德和名誉体系的区分过于武断和虚幻，认为区分二者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日渐衰退的信任角度出发，它们二者是非常不同的。
姑且不管贯穿人类历史的肆虐的战争、暴力和普遍的欺诈，以及由众多背叛者造成的难以计数的破坏，这些古老的道德和名誉体系运行得十分正常。大多数人都尽量避免不公正地对待其他人，既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感受，又因为知道其他人也会进行报复。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行窃，这既是因为我们会因此背上负罪感，又因为我们可能被抓现行并接受惩罚。大多数人都会尽量对陌生人表现得可以信赖（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的现实约束范围内），因为我们意识到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远期回报。我们信任陌生人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表现得值得信赖，也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我们都不想落得一个不可靠的名声，或者被看作不愿意信赖他人的人。
这里有一个关于史前人类的例子：如果人们彼此不能信任，那么将有两种相反的趋势造成社会的瓦解。一方面，我们以抚养后代为目的形成了配偶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天生拥有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强制男人与女人分开，分别进行狩猎和收割等不同的工作。这意味着原始人类需要相信每个人都会尊重这些配偶关系的坦诚，因为个体通常无法直接监督他们。解决这两种相反的趋势的难题通常被称为迪肯悖论。
不，人类学家们并未对婚姻的圣洁产生不切实际的观点，他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违背伦理的事件时有发生。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如果交配不是大规模地基于这种配偶制度，这些轻率的行为将出现得更加频繁。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诚实，配偶关系也在大部分情况下得到尊重。迪肯特别指出了一项人类的特有能力——创造象征性契约的能力，这项机制可以捍卫配偶制度的忠诚。这不仅是关于两个人决定同居，共享食物，生育和抚养后代，这是关于两个人在结婚仪式上众目睽睽下的互相承诺，并使得社群中其他成员一起意识到并促进他们配偶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参与支持社群中配偶忠诚的行动中，从而每个人都会留意其他人并严惩不正当的交配。
这是社会压力的一个例子，它既非正式又是专门的，但是它可以保护社会整体不受其成员潜在的不稳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它可以保护社会免受背叛者的侵袭，并非彻底消除它们，而是把它们的成果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没有它，远古人类就不可能充分地相信彼此，从而建立起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也更不会进一步结成由亲戚和朋友组成的社群。
另一些例子包括善举招致的赞扬，被说闲话以及因为恶行而被斥责、被羞辱、被刻意回避、被处死以及（这几乎与被处死一样）被放逐并被赶出群体。
我省略了很多细节，其实存在各式各样的开放式研究的问题。比如这么多种社会压力都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最初出现在何时，以及它们的出现是如何将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的原人区分开来的？8信任是如何影响智慧以及智慧反过来是如何影响信任的？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这足够说明它们的进化是为了制约我们日渐增加的狡诈和残忍。
在远古社会中，这些社会压力运行得足够好了。当你生活在一个小社群中时，物品稀缺并且很难制作，解决盗窃问题是很容易的事。如果爱丽丝丢了一只碗，同时鲍勃那里出现了一只同样的碗，社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会立刻判断鲍勃偷了爱丽丝的碗，并为此要惩罚鲍勃。问题是这种机制无法适用于大规模群体。随着社群逐渐变大，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弱化且匿名关系则随之发展起来，这种防止盗窃的体系——道德让大多数人保持诚实，而非正式的检查以及随之而来的惩罚，则导致剩下的人在威慑下也趋向诚实——开始失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