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一个陌生人来敲我家的门，声称自己是来疏通卫生间下水道的工人。我没有检查证件就直接让他进屋，他在修理排水系统前也专门脱下鞋子以免污泥弄脏了地板。工作结束以后，我给了他一张支票，上面要求我的银行付款给他，他没有细看就收下了。他绝对不会尝试偷我的财物，我也绝对不会对他做那样的事。实际上，我们都不必担心对方会那样做。我的太太也在家，但我却根本没有去想他可能是来偷情的，我应该宰了他。
同样是在今天，我在街上与很多陌生人擦肩而过，而他们都没有攻击我。我在一家副食店买了些吃的，却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给人食用。我锁上了自家前门，却完全没有防备某些人会轻松地破窗而入。就连那些路上飞驰的汽车也没有吓到我，尽管这些充满敌意的钢铁巨兽可以像碾死虫子一样把我压扁。
最令人惊奇的是，上面这些例子中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防御。我没有携带枪支进行自卫，也没有穿上铠甲。我没有在家里安装入室警报器，也不会测试食物是不是有毒。我甚至不需要努力装作很擅长打架的样子来恐吓遇到的陌生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任”。实际上，我们把它称为“文明”。
所有复杂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生物生态系统比如人体，还是热带雨林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比如露天市场，还是全球金融体系这样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独立个体则是互相依赖的：一面扮演好自身的角色，一面也需要其他个体恪尽职责。这既不罕见也不困难，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充满了类似的例子。
与此同时，所有的复杂生态系统中也都存在寄生者。在每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都有一些败坏风化的颠覆分子，它们可能是我们消化道中的绦虫、露天市场中的小偷、假扮成管道工的强盗、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或者把利润转移到海外逃税的企业。
在复杂系统中，有两种行为间存在着天生的矛盾，我把一种称为合作，或换种说法叫追求群体利益；另一种则可称为背叛，就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背离。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就发现了这一对矛盾行为。我们也许都想得到别人的东西，但如果人人都尊重产权且不去偷窃，那么大众生活将更加富裕。我们也许都希望不付出就能获得政府红利，但如果人人都自觉纳税，那么社会福利将更有保障。每个国家也许都希望可以为所欲为，但国际协议、公约和跨国组织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总而言之，如果社会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群体的利益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行为不受限制，个人利益将得到提升。然而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绝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总是存在寄生阶级——仍然有人偷窃、逃税、无视国际协议，或者无视其他对个人行为的限制——我们还是需要防御。
社会的运转基于信任。我们都需要相信与自己接触的随机人群是会合作的。不能完全、盲目地相信他人，但是我们应当理性地确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任是有理由的，而且对方也是值得信任的（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寄生阶级的数量过多，如果太多的人去偷盗、去逃税，社会将无法继续运转。社会停转一方面由于存在太多的窃贼，以至于人们无法保证个人财物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老实的人也可能遭到他人的猜疑。更加严重的原因则是社会契约机制的崩塌：社会不再被认为可以为成员提供福利。信任是一个大的风气，当一个社会丧失了足够的信任，人们就不再相信他人了。
细节决定成败。比如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有人的财产被名正言顺地剥夺并被赋予他人：税收、罚款、缴费、走私品的没收充公以及统治者名正言顺却又备受鄙视的强取豪夺，等等。像“人人都需要纳税”这样的社会规范不同于任何关于“什么样的税收法则是公平的”的讨论。尽管人们也许会反对将自己列入这些社会规范的适用范围（那正是政治所关心的事），但当所有人都遵循规范时，社会的整体会得到改善。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有人可能会选择打破这些规范，这并非出于自私的寄生虫式的理由，而是受到了其个人道德准则的左右。他也许会因为奴隶制是错误的而协助奴隶逃往加拿大；他也许会因为不认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而拒绝缴税；他也许会因为否定动物活体实验而解救实验室中的动物；他还可能因为反对人工流产而射杀施行人流的医生，等等。
有时，我们认为违规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有时，却又认为他们做错了；有时，观点能够达成一致，有时，我们又无法苟同；还有时，那些敢于挑战社会规范的人成了社会变革的催化剂。1969年在纽约石墙旅馆，一群同性恋者暴力反抗了警察的搜捕，这成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挑战者们在欧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藏匿并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在美国南部组织拒乘巴士抗议来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利。当群体的规则在事后被公认为不道德时，历史将把这些不肯屈服的人称为英雄。
2008年，美国房地产行业崩盘，几乎令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导致这次灾难的原因很复杂，但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那些金融机构以及它们颠覆金融市场系统的雇员。他们为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批准了房屋抵押贷款，并故意隐瞒实际风险，而将这些贷款重新打包成债券产品进行售卖。而从事评级的金融分析师们则给予这些债券过高的估值来保证其继续流通。
这仅是信任危机的一个例子：一小撮人可以利用全球金融系统为其自身谋福利。这类事情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真的出现了。如果社会不在信任机制和防护机制上有所改善的话，类似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
●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欺诈手段。假冒诈骗（现在被称为身份盗窃）比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更容易实施，也更加有利可图。垃圾邮件持续侵扰邮件服务的可用性。社交网站使人们更难有效保护自己的隐私。恶意攻击也威胁着几乎每一个网络社区。
●全球化改善了很多国家人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化的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以及美国政府在之后十年中的过度反应都是信任危机的表现。
●金融网络允许人们与世界上的任何人进行交易，但是容易破解的金融账户意味着欺诈交易的收获极为可观，而同样易于攻破的系统数据库则意味着也存在盗窃信用卡账号和个人信息的全球化市场，从而方便了金融欺诈交易的进行。
●当前商品和服务已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供货，从而大幅削减成本，但这项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受污染的食品、不安全的儿童玩具以及在那些法律体系不同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的外包服务。
●全球化的生产意味着更强的生产能力，但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如果一家企业将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含氯氟烃、氮氧化物或者二氧化碳，那么这家企业可能因为低廉的生产成本而盆满钵盈，但其对环境的破坏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全球性的问题，更小的信任危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给出几个例子：
●2009～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公务员以频繁的兼职为借口，通过给自己发放异乎寻常的高额薪水，贪得无厌地侵吞城市的财政资金。
●像《星球大战之银河探险》等一些早期的网络游戏，因为游戏内部的欺诈而走向失败。
●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公司和阿德菲亚通信公司等一些企业的高管通过财务欺诈抬高公司股价，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巨额红利，却损害了所在公司的利益。
这些例子中隐含的共同点是：社群的整体利益与社群中独立个体的利益相互抵触。社群中存在着一些行为准则，但却无法保证足够的人能够合作并遵循这些准则。相反，群体中的害群之马成长得过于庞大、过于强势、过于成功，以至于最后毁灭了这个群体。
本书讨论与信任相关的话题。确切地说，是讨论群体中的信任。保证背叛势力不在群体中占据优势是很重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让群体的成员相信背叛者们始终处于劣势。
“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被赋予了多种风格迥异的定义。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给出的定义是“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赌博”。而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则写道“信任是对他人是否会侵犯自己利益的判断”。这些定义着眼于个体间的信任，以及更进一步讲，个体的信用。
当信任他人时，我们要么信任他的意图，要么信任他的行为，前者更为直接。当我们宣称信任一位朋友时，这种信任并没有与此人的任何具体行为绑定，而是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一种彻底的信赖：他是值得信任的。我们信任这位朋友的意图，并且确信他会在这样的意图下行事。
而第二种信任就不那么直接，它被社会学家苏珊·夏皮罗称为非人际信任。当我们不熟悉某个人，不了解他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他的潜在动机时，只能根据性格来决定是否信任他，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未来的行动。3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闯红灯，不会偷东西，并且我们确实也不担心他是否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宁愿相信他会遵守大多数被社会认可的行事规则，因为打破这些规矩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你可以把这种信任——相信人们将按照可信的方式行事，即便他们本身并不可信——看成是信心，而把这里的信用当成承诺看待。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正把信任简化为一致性或可预见性。当然，一成不变的人不一定可信。比如假设某人是个惯偷，我就不信任他，而更愿意相信（或者换个词叫作信任）他会偷我的东西。我对那种意义上的信任不感兴趣，而更关心积极方面的信任。商务策略专家唐·泰普斯科特在《赤裸的公司》（NakedCorporation）一书中将信任描述为对同伴能够保持诚信、宽厚、负责和坦率的期望（起码在商业领域如此）。当两个人可以以这种方式保持一致时，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互相合作。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相对于信任个体我们经常更倾向于信任系统。相对于敲我家大门的管道工人，我更倾向于信任派遣他来的组织和能够保护我的系统。我信任为我提供建议的保险公司，信任假使管道工真的洗劫了我家，我仍然可以依赖的法律体系，信任培养人才的任何教育制度，信任能派遣可靠管道修理工的任何保险制度，最终还信任教给我们如何在社交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整个社会系统。类似的，我还信任银行体系、公司体系、警察体系、交通法规制度以及约束大多数行为的社会准则。
本书更多地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讨论信任的话题。我并不关注于一类特定的人是如何信任另一类特定的人的。我也不关心管道工人是否足够信任我从而接受我的支票，或者我是否足够信任那些司机从而敢于在红灯时穿越马路。我关注的是社会中非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这里援引弗朗西斯·福山所给出的颇为恰当的定义：“信任产生于那些基于共识性准则、成员行为规律、诚信且相互协助的社群中，是社群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