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世界
今天的美国中产阶级体验到的控制感和自主感，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都无法想象的。数百万计的美国人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鲜受物质、经济和文化的束缚。他们自己，而不是父母，决定自己结婚与否以及何时跟何人结婚；他们自己，而不是宗教领袖，决定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们自己，而不是政府，决定自己要看的报纸和电视。这种自主性，加上关于抑郁症的无助理论，好像预示着抑郁症理应消失于美国大陆。
然而，我们看到抑郁症病例的数量正在爆发式地增长，以致塞利格曼称之为流行病。更严重的问题是，抑郁症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据估计，目前大概有7.5%的美国人在14岁前就经受过抑郁的困扰，这个数字比10年前多了一倍。
作为抑郁症最极端的表现，自杀事件也愈演愈烈，而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自杀是美国高中生与大学生群体的第二大死亡原因（第一是意外死亡）。过去35年，美国大学生的自杀率翻了两番。在发达地区，青少年和青壮年的自杀数量也急剧增长。1990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的自杀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现，法国的自杀率翻了两番，挪威、澳大利亚翻了一番，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增加了一半。只有日本和西德的青少年自杀率有所下降。
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享有更多自主权和控制感的年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人们莫大的悲哀？
期望的升高
我认为近年来控制感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控制的期望值升高。我们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越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我们的教育应该既有趣又实用；我们的工作理应既激动人心又富有社会价值，而且还要收入丰厚；我们的伴侣应该既是性感尤物，又忠贞不二，不但有过人的头脑，还要善解人意；我们的孩子应该漂亮、聪明又乖巧，还要个性独立；我们买到的东西一定要是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面对浩如烟海的选择，我们不再因为一样东西“够好”就感到满足。我相信，强调选择的自由以及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大量可能性，是人们形成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上一章说过，从某种体验里得到的愉悦和满足，既来源于这个体验本身，也来源于我们对这个体验的期望。比如说，减肥的人会把实际的体重减少量跟预期的进行对比。如果你想要减5磅而实际减了10磅，感觉大概再好不过了，可当你希望减15磅却只减了10磅，那可就不高兴了。再比如，学生会把实际成绩跟期望成绩进行对比，本来以为只能拿C结果得到了B，那就会感觉很好，如果本来想要A，那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我关于当代美国人对体验质量的期待的看法没错，那么几乎所有的体验都会令人失望，甚至会被当作一种失败——一种阻碍人们作出正确选择的失败。
生活在包办婚姻社会里的人们没有权利选择结婚的对象，在教育机会有限的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选择学什么。而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也就没有什么好期待。所以我想，缺乏控制感并不一定会导致无助和抑郁。
个人主义和自责倾向
随着期望值的普遍升高，美国文化比过去更强调个人主义，这也许是对生活的全盘控制欲的副产品。某种程度上说，个人主义倾向越小，就越可能被家庭、朋友和社区的需求紧紧束缚。如果真心依恋他人，就不能想做就做、为所欲为。今天的美国年轻人结婚时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权衡个人的自主权和婚姻的责任与义务。
高度的个人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事情都完美无缺，也意味着我们希望是自己使这一切完美无缺的。而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们就会把失败归咎于自己，而不是别的一些更普遍的因素。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设立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因果解释方式，促使我们在失败时责怪自己。正是这种解释方式使我们在面对失败时增加了患抑郁症的可能。
由此推论，对家庭、社区组织、宗教团体等群体的义务与归属感本来可以有效地预防抑郁，正是因为现代社会过于强调个体的自主自控，才使得原本的抑郁症疫苗失效。人们在坚持自我和融入群体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参与会弱化自我，反过来说，关注自我也必将减少与他人的联系。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探讨了当代生活社会关系恶化的问题。书里提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居住着一群阿米什人，他们的抑郁症发病率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0%。阿米什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传统社群，社会关系异常紧密而选择机会非常少。
和我们相比，阿米什人更少掌控自己的生活吗？答案是肯定的。和我们相比，他们对控制生活的期盼更少吗？我可不这样认为。作为社群成员而受到的限制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使他们心里难受吗？我怀疑几乎没有。在美国主流社会，社会成员没有义务为他人牺牲什么，这种对个体自主自控的预期明显不同于阿米什社群的看法。我们对重要社会义务的展望引起的不适，对阿米什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生活对谁都应该是这个样子。随着每个人对自主自控的期待不断增加，美国主流社会要想形成一种深刻的社会联系，就必须付出更多代价。
美国人对外表的痴迷最能体现他们对于控制、自主和完美的扭曲追求。大量的有力证据表明，几乎大多数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材和体重。基因和早年经历对于我们成年后的模样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而几乎所有的减肥节食方法都只能起到短暂效果。这些关于体重的事实与文化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社会告诉我们，肥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因为我们的控制力不够，是因为对自己不够负责，我们理应追求完美的外表，如果没这样做，就只能怪自己。
根据这种观念，如果我们足够自律自控，就能养成合理的饮食和锻炼习惯，最后每个人都能像电影明星一样健美。美国人每年购买的减肥书籍超过5 000万本，减肥咨询的花费超过500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身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每个人都能拥有梦寐以求的好身材”，这种幻觉对女人而言非常痛苦，尤其是在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鼓吹女性以瘦为美的社会（如瑞典、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白人社会）和其他地区相比，有更高的进食障碍（暴食症和厌食症）发病率。更严重的是，在这些社会里，女性患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之多。而在崇尚合理身材的社会里，抑郁症的性别差异要小得多。
我猜瘦身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们认为体重是可以控制的，而要漂亮就要瘦。当变瘦的努力失败，不但每天照镜子时都要失望，还要承担“漂亮不起来都是自己的错”的内疚。
只做最好就会抑郁
无法达到的期待，加上为失败承担个人责任的倾向，形成了致命的组合。我们可以预期，这个问题对最大化者来说尤其尖锐。在失去机会、后悔、适应和社会比较的时候，最大化者比满足者更多地受到高期望和自责的折磨。最大化者会花很多工夫去做决定，并且对结果有极高的期望，从而也可能经受极大的失望。
我和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最大化者更容易患抑郁症。通过观察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各种人群，我们发现最大化倾向和抑郁程度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那些在最大化量表中得分高的人，在抑郁的标准测量中也都处于陷入抑郁的边缘状态。在青少年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相关关系。
高期望和自责可以发生在教育、事业、婚姻等重大决定上，也可以发生在我们选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就算再琐碎的事情都会受其影响。如果失望的体验源源不断，如果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达不到预期和渴望，如果你执意要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最后必将久积成疾，“什么也干不成”的信念将把你活生生打垮。
自主权的心理和生态
矛盾的是，虽然对控制的过度期待和渴望导致了抑郁症的流行，然而那些拥有控制感的人却比其他人有着更好的心理状态。
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个体自主性的心理特点和社会生态特点，区分出对个体和对社会各自的好处。在一项涉及20个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研究中，理查德·埃克斯利（Richard Eckersley）发现，在影响不同国家青少年自杀率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文化态度。人们越看重个人自由和选择，这个国家的自杀率就越高。埃克斯利指出，这种价值观能让部分人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国家或者社会生态的层面上却是有害的。
罗伯特·兰恩（Robert Lane）提出的享乐时差（hedonic lag）加剧了这一问题。兰恩认为：“即使一个文明早已丧失了创造快乐的能力，但它还是不断评估那些让它们显得与众不同的伟大品质，这解释了现在很多侵害市场民主的不安情绪。”文化上对自主性和控制的强调所带来的心理效益和社会生态成本，加上享乐时差，使得人们很难正确处事。
心理发现
在影响青少年自杀率的各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文化态度。人们越是看重个人自由和选择，自杀率就越高。
把选择当作负担而不是恩惠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而是各种心理过程复杂交互的结果。不断增加的期望、对机会成本的敏感、对让步的厌恶、适应、后悔、自怨自艾以及社会比较和最大化倾向，这些心理过程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之中。
下一章，我们会对这本书提到过的建议进行回顾并进一步说明，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摆脱社会压力，克服选择过量所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