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的咒语
我们评价体验用到的所有资源中，与他人比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了。“我做得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的经验、目标以及期望，但这种问题几乎从来不被提及。实际上，“我做得怎么样？”后面的注释总是“跟别人相比”。
社会比较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评价自己的体验。多数体验都模棱两可，难以作出确切的评价。考试拿了B+算是好成绩吗？你的婚姻生活愉快吗？需要为儿子沉迷重金属音乐而担心吗？你在工作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吗？即使不用环顾周围看看别人如何，我们也能回答出个大概，但这样的答案是不够好的。跟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能够使人们对自己的评价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反过来也能帮人们决定是否应该再做些什么。
正如我们在第7章里看到的那样，我们所构建的反事实思维可能会形成上行假设（想象一个更好的结果）或者下行假设（想象一个更坏的结果），社会比较亦然。人们可以把自己跟做得更好的人进行比较（上行社会比较），也可以跟做得更差的人比较（下行社会比较）。通常，下行社会比较能使“快乐温度计”的度数升高，上行社会比较则会降低。
上行社会比较容易导致嫉妒、恶意等消极情绪的产生，还会引发挫折感、低自尊，使人不开心，感到压力重重。反之，下行社会比较能够提升自尊，增加积极情绪并减少焦虑。
不过也有例外。人们有时也会对上行社会比较产生积极反应，反而对下行社会比较反应消极。看到别人每况愈下，可能会让你想到自己也许也会有这么一天。当你跟过得比自己差的人比较，也许会因优越感而倍感高兴，但也可能感到内疚、尴尬，一方面要应对别人的羡慕妒忌恨，还要担心厄运也许会落到自己身上。当你跟过得比自己更好的人比较时，也许会羡慕嫉恨他人，但也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激励和启发。比如有研究发现，得知病友病情好转，癌症病人的情绪会因此得到改善，这很可能是因为病友的好消息给了他们康复的希望。
从很多方面来说，社会比较跟反事实思维非常相似，但也有重要的区别。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反事实思维，唯一的限制不过是自己的想象力。但对于社会比较，我们却没有那么多控制权。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免不了被他人行为的信息狂轰滥炸。只要老师公布全班的成绩排名，你的B+就要和班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你和恋人在去派对的路上吵吵闹闹，到现场后发现周围都是感情要好的夫妇；你刚刚失去了一个升职的机会，这时候你妹妹却说自己的工作如鱼得水。这些信息是躲不开的，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别去琢磨它。
追逐地位
人们之所以会受社会比较的驱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身份地位又是社会比较的一部分。有些成就和财产之所以能带来满足感，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它们。如果别人就快赶上我们的脚步，走在别人前面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加，为的是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5]在著作《选择适当的池塘》（Choosing the Right Pond）中提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渴望成为哪个池塘里的大鱼。如果只有一个池塘，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地位跟别人进行比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毕竟，在一个有鲸鱼的池塘，即使是鲨鱼也会显得渺小。所以说，与其跟全部人比，不如从整个世界里划分出一个合适自己的群体，在我们自己的池塘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成功者。在小公司做一个薪金第3、年薪12万的律师，比在大公司里年薪15万却只能坐到中层职位要好很多。让自己快乐、在地位的角逐中胜出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池塘。
选择小实验
身份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参与者提供了数对假设的个人情景，然后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偏好。比如在“自己年薪5万而别人年薪2.5万”和“自己年薪10万而别人年薪20万”之间作出选择；在“接受12年教育而别人接受8年”和“接受16年教育而别人接受20年”之间选择；在“别人智商90而自己智商110”和“别人智商150而自己智商130”之间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会选择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的情境。可见，在小池塘里做一条年薪5万的大鱼，比在大池塘里做一条年薪10万的小鱼要滋润得多。
地位、社会比较和选择
对地位的关注并非新鲜事，但我相信这个问题现在比过去更加尖锐，问题又一次出在选择过量上。弗兰卡提出了“池塘”观点，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池塘呢？当社会比较不可避免时，应该跟谁进行比较呢？以往的比较仅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只需要看看邻居和亲戚朋友在干些什么，反正也没有办法知道生活圈子以外的情况。
但是随着电信产业的发展（包括电视、电影和互联网），几乎每个人都有办法得到任何人的信息。40年前，居住在市郊蓝领街区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的薪金低于平均水平，因为他们只是跟身边的人比较，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在蓝领街区，很少有东西会激发人们改善生活的欲望，现在可不一样了。如今，我们每天都能无数次地看到那些富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池塘里游泳，想象着自己也可以过上别人的生活。这样一来，即使生活质量实际上得到了改善，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比较标准也会降低中低阶层对生活的满意度。
无可避免的地位竞争
如果讨论到此为止，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减少对地位的关注，就能够减少社会比较带来的不满。社会比较带来的失落感被认为是影响个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要解决它，就要逐个改变每一个个体的态度。
然而，就算真的能够劝导人们少关注一点身份地位，他们还是不会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东西都不足够。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建立于稀缺资源和热门商品的不公平分配之上，导致人们生活在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不满中。所以，若想改变个体的态度，不改进体制是行不通的。
正如我在第4章提到的，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在《增长的社会限制》（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亩田地产出的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每一千美元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能让更多的儿童受惠，但是仍然有一些物品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无法大量提供。比如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海边拥有一亩土地，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最有意思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老板，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最好的大学、加入最好的乡村俱乐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