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难于登天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无须面对那些机会成本巨大的选择。在物质匮乏、机会稀少的社会里，人们面临的选择只是接近或逃避、接受或拒绝，他们问自己的问题是“究竟要还是不要”而不是“应该选A、B、C还是……？”我们深信，拥有对好坏的判断力是生存的关键，但是判断好坏远比从好的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简单多了。在习惯了千百万年的简单选择后，我们的生理机制并没有为现代社会涌现出的种种复杂选择做好准备。
心理学家苏珊·休格曼（Susan Sugarman）曾指出，我们可以从儿童早期的发展窥探人类进化的缩影。婴儿不需要众里挑一，只要简单地接受或拒绝眼前的东西就行。对于幼儿，情况也差不多。“要喝果汁吗？”“想去公园吗？”“要滑滑梯吗？”父母问问题，孩子只需要回答要还是不要。然后，突然之间，当孩子的语言沟通能力变得更加成熟，父母就会问：“你要苹果汁还是橙汁？”“要去公园还是游泳？”“要玩滑梯还是荡秋千？”这时，过去那种要还是不要的思维方式就不再受用了。一如一位母亲对她5岁大的儿子遇到的困境的描述：
我发现，在决定排除哪个选项时，儿子会感到非常吃力。我觉得他有种失落感——选择了一个东西就意味着失去另一个。即便最终作出选择后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带来的快感却降到了最低点。他总是再三思量，被自己的犹豫不决所困。除非有人稍微刺激他一下，否则他就无法做决定。最近一次发现他有这个问题，是在选择要吃哪个颜色的冰棍时。
我们都知道，长大就意味着需要作出更多选择，放弃更多机会，但我们的进化史让这种选择过程变成一个大难题。学会选择相当困难，而学会作出明智选择更是难上加难。要在这个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里作出明智的选择就更是难于上青天。
可逆选择的代价
“可以退货吗？”“我可以拿回我的押金吗？”当我们面临选择困境时，如果能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起码可以暂时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我们认为，如果发现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时有机会改变主意，机会成本就会降低。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花多点钱换取改变主意的权利，所以我们经常拒绝购买“一经售出，不退不换”的促销商品，而选择有退换保证的全价商品。作出重大选择之所以困难，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是不可逆转的。婚姻没有退货保证，职业亦然。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巨大的代价——时间、经历、情感和金钱。
所以我们好像应该建议人们尽量选择那些可以逆转的、即便犯错也可以弥补的选项。选择的大门依然为你敞开，你的账户依然资源充足。面对大大小小的选择，这种态度可以舒缓我们的压力和消极情绪。
这种建议确实可行，但却要付出代价。
选择小实验
研究者给被试一些可以逆转的选择和不可逆转的选择。一组被试要从8到10张摄影课学生拍的黑白照片中选出一张。另一组选择的是世界名画。研究者问一些人是否要反悔，没有一个人反悔。但是，那些有机会回心转意的人对自己选的东西的满意程度比其他人要低。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被试完全没意识到，原来有机会反悔也会影响选择的满意度。
可见，保留选择权利会提高心理代价。当可以改变主意时，我们用于鉴别好坏、强化已做的决策以及考虑那些被拒选项的所花的工夫就更少。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工夫，就可以把那些被拒选项的机会成本抛诸脑后。
毕竟，要是你已经为玛莎葡萄园岛上的一间房子付了一笔无法退还的订金，你满心想的就都是蓝天与海滩。反过来说，要是这些押金能退掉，你还有其他选择机会，你就会在它和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之间反复思量。于是，你脑海中的蓝天海滩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热带雨林也变得不怎么诱人了。
如果要冒更大的风险，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两种人的生活：一种人认为婚姻是唯一牢不可破的终生承诺，另一种人觉得只要双方同意，婚姻的协议就可以改变或撤消。我们可以预见，那些把婚姻当成不可变更之诺言的人，比婚姻态度随便的人愿意花更多的心思经营婚姻。结果就是，“无法更改”婚姻的人比“可以更改”婚姻的人对婚姻的满意度更高。当那些认为婚姻可以改变的夫妻分开时，我们往往会想：反正他们不幸福，对婚约的灵活态度反倒是件好事。实际上，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正是导致婚姻失败的罪魁祸首。
选择、机会成本和最大化者
没人喜欢权衡得失，也没人喜欢堆积如山的机会成本。权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对一个满足者来说非常少见，因为他们是那种追求“足够好”，而不是“最好”的人，所以他们不会因为巨大的机会成本而崩溃。此外，“足够好”的标准会减少资料搜索的工作量，不用为更多选项煞费苦心。由于需要考虑的选择更少，机会成本也会降低。并且，满足者不会满脑子都是虚构的完美世界，不存在各方面都极具价值的完美选择，也就不需要费神权衡。
相反，让最大化者权衡无异于体会切肤之痛。实际上，让最大化者感到更为不快、生活满意度更低、或者更抑郁的原因，就是权衡和机会成本把他们对最终决定所产生的满足感一扫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