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决定
要减轻选择自由带来的负担，一种方法就是决定好什么时候做决定。这就是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埃德娜·厄尔曼-马格利特（Edna Ulmann-Margalit）所谓的次级决定（second-order decision）。比如遵守规则的决策。如果系安全带是一条规则，你就会照做，而不会考虑只是去两公里外的市场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如果你遵守婚姻的规则，就不会欺骗你的伴侣，放弃日后可能会遇到的无数个让人痛苦的诱惑机会。要是你按照自己的规则来生活，那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遵守规则可以让你远离选择的烦恼，无论是在坐车还是参加鸡尾酒会的时候。
设定没有规则这么严格。它有点像电脑中的默认状态，当我把默认字体设为“宋体10号”时，我就不用每次都动脑筋再去调整它。如果我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准备一个投影在大礼堂屏幕上的标题，我就会重新设置。不过99.9%的时间我都不需要做决定。
标准比规则和设定更为宽松。当我们建立起一套标准时，就把选择的世界一分为二：符合标准的选项和不符合标准的选项。然后，当我们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候，只需要在符合标准的选项中搜索。正如上一章中所说，要决定一件东西是不是足够好，比决定它是不是最好的要容易得多。
如果我们把标准和习惯结合起来，目标就更精确了。一旦发现了符合标准的东西，就可以依此做决定，最终的选择就会在这个范围中诞生。友谊就往往是在标准和习惯之间诞生的。我们会被那些符合自己择友标准（智力、善心、性格、忠诚或幽默感）的朋友迷住。由于习惯，我们不会每天决定一次是不是要维持这份友谊，也不会问自己是在玛丽身上得到更多，还是和简的友谊更有收获。这个世上有无数个“玛丽”，如果我们问自己这种问题，就不得不天天选择是否要维持这段友谊。
通过运用规则、设定、标准和惯例来约束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条理，有更多时间和其他人在一起，也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做那些无法回避的选择。当然每个次级决定都会付出代价，每作出一个选择就会失去另一些好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决策方法，我们可能一天都过不下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物学家乌也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研究进化是如何塑造有机体，使它们的认知与行为能力完美地适应自身的生存。他指出“安全比财富更重要”。换言之，生活在野外的松鼠决定要去森林中走一走时，它无须像人类一样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多样的选择。松鼠有的是“安全意识”，它知道要生存下去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自己要怎么做，因为生物圈本身就提供了诸多选择的限制。这种意识可以帮助有机体辨识食物、配偶、捕食者以及其他险情，帮助它们掌握一套获取必需品的本领。
对人来说，这些限制来自于文化。一些文化会对物质丰盛有诸多限制，而美国的消费文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却一直努力消除这种限制。正如我在开篇提到的，压抑可以存在于选择的两个极端上。
需要和喜欢
由于我们推崇选择的自主权和自由，你可能会觉得拥有它会让我们更快乐。因为通常来说，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能够让我们愉悦之物。
但是最近，许多有力的证据表明，“需要”和“喜欢”其实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大脑系统掌管的，两个系统之间可以协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单独运作的。毒品成瘾者极度地“想要”吸毒，即便直接吞服药物也只能带来微乎其微的快感。刺激老鼠的一部分大脑区域可以让它们“想要”食物，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喜欢这些食物。因此“需要”和“喜欢”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分离的，就好像我们希望得到的选择和实际作出的选项是分离的一样。
前面提到，65%没有患癌症的人报告说，如果自己得了癌症，会自己选择治疗方法。而那些真正的癌症患者却有88%的人不愿意自己做决策。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需要选择，但是当我们真正拥有选择权时，却未必真的想要选择。同时，如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作出选择，生活就会比我们想象中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