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快乐
近几十年来，全球有许多人都在研究快乐，有些人想找出我们快乐的原因，有些人想测定人们幸福感的变化。典型的快乐研究是通过问卷的方式进行的，通过人们的答案得出快乐的程度（很多时候也叫做主观幸福感）。
这是一份生活满意度量表。受访者根据对每个条目的认同程度，从1到7给每个条目打分，总分反映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研究人员把这些问卷和其他测量快乐的方法综合起来使用。研究者让每位参与者随身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会定时地鸣响，这时，参与者就要回答屏幕上显示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测量方法名为“体验取样法”，它的好处是，参与者不需要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确切感受，而只需要回答他们当下的感受。研究过程可能持续数天、数周或者数月，参与者反复回答电脑上提示的问题，每一次的分数相加得到总分。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测量结果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到的结果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测量方法可以告诉我们人们的真实感受。
有关幸福感的调查告诉了我们一个并不令人惊喜的结论：总体上说，富裕国家的居民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快乐。很明显，钱很重要。不过，调查结果也告诉我们，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一旦人均财富脱离了贫困线，达到小康水平，国家财富的增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就不会很大。比如，日本的人均收入是波兰的10倍，但是波兰人和日本人的快乐水平相当；尽管在经济水平上相差不远，波兰人却比匈牙利人活得更自在；同样，冰岛人也比美国人感到更快乐。
以上是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快乐水平的对比，如果看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快乐指数，也会看到相似的情况。过去40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拥有洗碗机的家庭从9%增加到50%；拥有干衣机的家庭从20%增加到70%；拥有空调的家庭从15%增加到73%。这就意味着人们更快乐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更惊人的是，日本的人均财富增长了4倍，但是快乐却没有一点增加。
心理发现
日本的人均收入是波兰的10倍，但是波兰人和日本人的快乐水平相当；尽管在经济水平上相差不远，波兰人却比匈牙利人活得更自在；同样，冰岛人也比美国人感到更快乐。
如果金钱不能让人更快乐，那什么可以呢？与快乐最相关的因素就是亲密的社会关系。那些已婚的、有知己的以及和家人关系好的人比没有这些社会关系的人更快乐，加入宗教团体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开心。看来，要提高主观幸福感，与人交往似乎比变成富翁更重要，但也要注意当中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社会关系和幸福感之间息息相关，但是谁是因谁是果就不那么清晰了。与愁眉苦脸的人相比，开心果肯定拥有更多好友、更和谐的家庭或更长久的婚姻关系。所以，有可能是先有快乐，再有亲密关系。而对我来说，两者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快乐的人能吸引别人，而和别人在一起又会让自己更快乐。
回到关于选择和自主权的讨论上。首先要指出的是，社会关系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减少了自由、选择和自主权。比如婚姻是对某一个特别的人的承诺，同时意味着失去和其他性伴侣或精神伴侣交往的机会；高质量的友谊需要长时间的经营，成为某人的朋友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有时甚至会限制你的自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
参加宗教团体也是一样。大部分宗教组织要求他们的信众按照特定的方式生活，而且要对他们的弟兄姐妹负起责任。因此，和我们的直觉相反，真正让我们快乐的东西会束缚自己，而不是解放自己。而常识往往告诉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会让人感到满足。这两者该怎样调和呢？
有两本书探讨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一本是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DavidMyers）的《美国的悖论：富裕时代的精神饥荒》（The American Paradox：SpiritualHunger in an Age of Plenty），另一本是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两本书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主观幸福感的增加，随后还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两位作者都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正在飞速减退。迈尔斯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持这一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人的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率是原来的3倍，暴力犯罪率上升到原来的4倍，囚犯人数是原来的5倍，未婚父母生育的子女是原来的6倍，婚前同居率是原来的7倍。这些明显不是幸福感提高的标志。
莱恩指出，重度抑郁症在过去两代人中上升到原来的3倍，整个20世纪就上升了十分之一。抑郁症导致了压力的增长，而压力又引起高血压和心脏病，导致免疫力下降、焦虑和不满。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导致现代人精神不振的因素，正如莱恩所说的：
生活中的选择太多了……却没人注意到选择的负担有多重……我们缺少自律的习惯，人们更乐于发现和创造自我，而不是接受既有的角色。
在第10章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抑郁症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重要的悖论。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探讨了马丁·塞利格曼对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与抑郁症的关系。该研究的观点强调，人们拥有越多的控制权，就越不会感到无助，抑郁倾向也会降低。而在当代社会，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权和控制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综合这两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出一个美好的期望：抑郁症和小儿麻痹症一样有药可治，它的心理疫苗就是拥有自主权和选择权。然而，抑郁症却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病。难道塞利格曼的理论是错的吗？我可不这么认为，依然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一理论。那么选择的自由究竟是不是破解抑郁之谜的密匙呢？
莱恩在书中写到，我们为了增加财富和自由付出的代价就是降低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赚得多，花得也多，但我们却很少有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声称他们感到寂寞，而孤独感似乎不仅源于孤独，也来自亲密感的缺失。我们到邻居家串门的时间变少了，探望父母的时间少了，更不要说远房亲戚了。
而这些事情再一次成为我们的选择负担。莱恩写道：“过去，我们从邻里和工作中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如今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找到自己的朋友，主动和家庭成员维持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关系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精心和费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