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医疗保健
一次，我太太去找一位新医生做年度身体检查。检查结果一切安好，但在回家路上，她越发为这次马马虎虎的体检感到不满意。没有验血，没有乳腺检查，医生只是听了一下她的心跳，量了个血压，安排她拍了胸透，问了一下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就完事了。对我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年度体检，所以她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问他们是不是没弄清楚她去体检的目的。
然而对方告诉她，医生是按照她自己要求的方式来确定体检项目的。除了几项常规检查以外，我太太对体检的标准流程根本没概念，所以她并没有跟医生交代清楚。每一个检查项目都是医生和病人讨论决定的。这位办公室经理向她道歉，抱歉之前没向她说明这种新的体检方式，而且提议她可以跟医生再商量一下日后的体检方案。
我妻子非常惊讶。原来看医生（起码体检的时候）就像去见你的发型师一样，每次光顾都要说明来意，一切都由自己做主。
医疗保健的责任就这样落到了病人自己的头上，这真让人震惊。我并不是说拥有对医生和保健方案的选择权有什么不好，但我们得到的关照相比以前减少了。在“选择医生该做什么”这件事情上我们却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医疗实践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从全能全知的医生告诉病人他们该干什么或者直接执行，变成医生在病人面前列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外加若干细节和利弊权衡，然后由病人自己做选择。美国著名医生兼《纽约客》专栏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Gawande）[3]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转变：
就在10年前，还是医生说了算，病人照着做就行了。医生不会询问病人的需求和他们的关注点，而且经常对病情有所保留，包括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用药、治疗方式和诊断结果。病人甚至不能查看自己的医疗记录，医生会说病人不必了解这些东西。病人被当成了小孩，他们太脆弱、太天真了，怎么可能面对真相、自己做决定呢？但是这样会让病人感到痛苦。
然而一些医生太自以为是或粗心大意，使得病人备感担忧，因为选择下一步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决策，更牵涉到病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身边的亲朋好友。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更应该自己拿主意。
医生、伦理学家杰伊·卡茨（JayKatz）在1984年写作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沉默世界》（The Silent World of Doctor andPatien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医疗改革，使得病人对医疗决策拥有更大的决定权。阿图医生认为，赋予病人更多的医疗决策自主权在无意间大大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但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种责任的转移做得有点矫枉过正了：
有关病人自主权的争议颇多，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病人通常不想要我们给他们的自主权。他们很高兴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尊重，不过在实际治疗中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权利。
阿图医生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急救事件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观点。
一次，阿图医生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亨特突然停止了呼吸。他和妻子用力地摇晃了她一会儿之后，她的呼吸又恢复了，于是他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孩子的呼吸依然非常吃力，而这时候值班医生问他要不要给女儿插管。这正是他想让医生帮他做的决定，对后果的不确定简直让人抓狂，他不能承受任何犯错的可能性。
“尽管作出了自认为对的决定，但要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实在无法带着内疚活下去……我要让医生承担这个责任：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得承担后果。”
阿图医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研究指出，病人通常更愿意让别人为自己做决定。尽管高达65%的受访者声称，如果他们得了癌症，希望可以自己决定治疗方式。事实上，在真正的癌症患者中，只有12%的人自己做了主。而阿图医生相信，病人真正希望从医生身上得到的是仁心仁术。这种仁心包括对病人自主权的尊重，但并不是把做决定的责任全部推到病人身上。
对病人来说，治疗方案是一种保障，同时也是一种重担，而这个重担往往落在女人身上。因为她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也是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对女人乃至广大的消费者来说，选择治疗方案困难重重，必须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来帮自己作出明智的决策。”国家妇女健康网络（NationalWomen’s Health Network）的项目总监艾米·艾莉娜（Amy Allina）说到。
这个任务变得如此艰难不单是因为我们要为自己做决定，还因为参考信息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听听医生提供什么选择，然后从中挑一个这么简单了。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大众健康指南，林林总总的健康杂志以及最神通广大的互联网。如今做一个医疗决策就像要写噩梦般的期末论文一样，而且承担的风险远远不止是不及格那么简单。
除了那些主流的医疗方式，我们还要考虑一大堆非传统的治疗方式——草药、维生素、节食、针灸，戴铜手镯等。1997年，美国人花了270亿美元在这些民间偏方上，而大部分的疗效都是未经证实的。如今，这些“偏方”变得越来越流行了，越发被大众接受，被公认为可行的选择。医疗决策的自主权加上非传统疗法的百花齐放，为每个人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重担。我们必须在非常高风险的领域中做决策，而这个领域在20年前尚不存在。
这种责任转移的最新表现就是电视上名目繁多的药品广告。自从1997年美国对这类广告的限制放宽以来，各种药品广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屏幕上。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说出一大堆抗抑郁药、消炎药、抗过敏药、减肥药以及治疗溃疡的药物。这些药都不是我们能直接从药店买到的药，而是医生才能开的处方药。那么，为什么药品公司要砸这么多广告费讨好我们这些消费者呢？很明显，他们希望我们至少听说过这种药，到时就会主动要求医生开这种药，医生不过是执行我们指令的机器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