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回到小说。有人可能会觉得小说与听觉空间无缘，巴特下面的一段话或许会令其观点有所改变：
咖啡馆是我约会谈事情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喜欢咖啡馆，那是因为咖啡馆是个复杂的地方，每当我坐在咖啡馆里头时，会立即和同桌的其他客人形成为一体，我倾听他们说话，同时就像在一个文本里，在一个拼写图表里，也像在一个立体音响里，围绕在我四周围的是一连串的消遣娱乐，我看着人进进出出，产生一种小说世界特有的气氛。总之，我对咖啡馆里头的这种立体音响效果感到特别的着迷。
如果理解无误的话，引文是把坐在咖啡馆里形容为“在一个立体音响里”，身边顾客的进进出出和相互交谈“产生一种小说世界特有的气氛”，巴特因此“对咖啡馆里头的这种立体音响效果感到特别的着迷”。与听觉渠道传播的口头叙事不同，书面叙事需要用眼睛去阅读，“小说世界”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更接近于视觉空间。然而巴特却说“叙述描写与视觉无关”：“一般人总以为叙述描写会带来视觉意象，我并不如此认为，叙述描写是一些纯粹清晰可解的次序，如果中间混有不同性质的图片说明，这会带来干扰或扭曲。”验诸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经验，不能说“叙述描写”唤起的不是视觉画面，“与视觉无关”之说显然有点矫枉过正——巴特为反对视觉专制常作此类惊人之论，我们应对他的行文风格持理解与包容的态度。
至于小说世界何以会像咖啡馆里和立体声音响中，巴特未从理论上作出阐释，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路继续探索。咖啡馆是人们聊天说话的地方，它与立体声音响的共同点在于里面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将小说世界与它们类比，显然是指这个世界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在回荡。对该问题有独特研究的巴赫金认为，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居于中心位置”：
完全可以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对话，并且对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对话在这里不是行动的前奏，它本身就是行动。它也不是提示和表现某人似乎现成的性格的一种手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们一般会想到复调这个词，引文却突出了对话的重要性。对话与复调其实并不矛盾，复调本义是指与“单一的声音”相对的多个声音(“两个声音”及更多)，复调小说意为多个声音相互碰撞的对话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复调小说犹如进入陀氏为读者专设的咖啡厅，在这个听觉空间中聆听各方面的对话。对话可以发生在不同人物之间，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阿廖沙之间的真正交谈；也可以是同一人物意识中两个声音的争斗，如《白痴》女主人公菲利波夫娜觉得自己有罪又不时为自己开脱。人物意识中两种声音相互激荡，缘于以“我”自居的人物把内心的一部分当作了“你”，这是人物在内心深处与自己对话。人称的这种混用在中外作品屡见不鲜，巴赫金说《罪与罚》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独白时会用“你”来称呼自己，《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中的人称也在“奴”“侬”“尔”之间来回错动。林黛玉是在山坡上边哭边念，这为贾宝玉循声而来提供了可能，要不然他听不到“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葬花人的心声。有意思的是，薛宝钗身上冷香丸的香气未能将贾宝玉裏住，林黛玉如泣如诉的悲声却让他“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曹雪芹经常这样让人物“误入”他人私密的听觉空间，许多事件的波澜便是由这类“误入”而引发。
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古代小说与听觉的关系更为明显。《说文解字》释章回小说之“章”为“乐竟”(“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回这种架构让人想起讲故事活动中的停顿。众所周知，明清时代流行的章回小说源于宋元讲史话本，话本顾名思义是民间艺人说“话”(故事)的底本，文人模拟话本创作出的拟话本——最初的白话小说，标志着口头叙事向笔头叙事的过渡。由于有这种渊缘，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以“在下”“小的”自称)喜欢以说书人的口吻发声，读者则因被称为“看官”而有挤在人群中听书的感觉。书场感的产生还与以下三点有关。一是白话小说多用“权充个得胜头回”的“入话”开篇，“入话”是与“正话”有题旨关联的小故事，书场艺人不能等听众全都到齐才正式开讲，故用“入话”这种手段来应付早到的听众并延长等候时间，我们在阅读“入话”时也会觉得自己在等艺人开讲。二是有“入话”就有“出话”(笔者戏拟名)，故事总有讲完的时候，此时作者往往会借诗赋、赞语(“有诗为证”“后人有篇言语，赞道……”)之类的形式来为叙事作结，其效果相当于收场锣鼓。三是过去读者案头的小说有所谓评点本，也就是说文本中除正文之外尚有序、跋、读法、回批、眉批、夹批等“副文本”(paratext)，起评点作用的批文用小号字体夹在正文当中，它们像弹幕一样不时跃入读者眼帘，人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听”到了评论的声音，因此评点本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复调小说。
万变不离其宗，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生产听觉空间的行为，后世叙事的诸多形态如以上讨论的戏剧、电影和小说等，均在一定意义上重复着这种生产。叙事发展到今天已拥有多种形态，采用的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但从实质上说仍未摆脱对听觉交流的模仿。我们未见得要像巴特那样否定叙事与视觉的联系，但决不能无视叙事与听觉的联系。文学反映现实，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不仅可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周围这个众声喧哗的真实世界。
本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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