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也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而且每天身体和心智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哪个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虚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测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反而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另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情况远远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虽然都会同时用到两个脑半球，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而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较为强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出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就会让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两个半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甩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病患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病患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却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里是怎么了？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处理口语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制出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了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也是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等到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官员只能赶快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就是瞎掰。不只是“脑裂”患者，而是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一次又一次，我们心中的“中情局”都是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接着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就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常常，就连“国务院”自己最后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
行为经济学家也做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或者讲得更精准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常常还会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就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成三阶段的实验。在“短”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而这种水温会让人不悦甚至痛苦。60秒后，就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两个部分都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阶段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在印象中以为这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如此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显然“长”实验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短”实验受的苦，在这里一点也少不了，但接着你得再忍受另外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说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讲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类似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篇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在两者择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把动作加快，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把动作放慢、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如果时间持续越久，病患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时间8分钟，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受到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总和，而是进行平均。
所以，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它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它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它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许多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可能会让人以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都会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能想到的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
图40 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的圣像。大多数文化都将分娩描绘成美妙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创伤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套度假行程任君挑选：第一套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套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回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回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套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上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上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上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大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