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和东欧改革为什么失败？印度为何比不过中国？
东欧国家的改革失败，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旧房子，但是他们的第一斧、第一锤子就挥向了它的承重墙，把通过几十年建立的国家行政体系给解体了。国家没有了，其它也就谈不上了。他们不知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也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建立市场经济也同建设计划经济一样，同样需要国家力量，需要顶层设计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所以东欧国家把承重墙和调动国家资源的神经中枢破坏了，这是它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废武功。他们盲目相信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里面假设统一大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假设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谋私利，工业革命就自动发生了。结果是东欧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员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欺诈和黑社会横行，工人大面积失业，工厂大规模倒闭，产业链遭到巨大破化无法修复，物价飙升，政府机构瘫痪，科学家们为了生存去摆地摊，医院和学校缺乏经费维持，人均寿命断崖式下降，整个社会就连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无法生产和供应，只能够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基本生活。
而印度虽然不需要东欧一样的政治改革和破坏国家构建，但这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建国”大业，因此创造市场这个公共品的能力很差，基层政府没有中国的基层政府一样的招商引资能力，无法帮助农民建立乡村企业，因此印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徒有比中国廉价的十几亿劳动力和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办法引爆工业革命。
因此，单纯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市场是错误的。也有的观点把中国奇迹片面地归结为加入WTO。可是印度比中国早加入WTO好多年，但却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加入WTO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中央的产业政策占领了纺织品制造业的制高点，培育了大量的规模化轻工业制造业产能，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生产国。所以，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听黑板经济学家们的忽悠。
这些失败国家的政府对两个政治学基本原理缺乏认识。第一，市场是一个最基本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第二，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头脑。
没有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基础设施，不可能有市场，尤其是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而如果没有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规模化大生产不可能盈利，即使有国际组织把技术免费送给你也不行。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外资也不可能进来。资本家和企业家难道不比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更知道哪里或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能赚钱和积累财富？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革命机制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又反过来揭示当年大英帝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绝不是它的民主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比法国、意大利、荷兰更好，而是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专业化军队能够为资本提供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信用保障和安全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羊肠小道，不是高速公路。
（四）为什么需要国企？
现在我顺带简单谈一下中国的国企问题。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学者不懂得国企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懂得西方工业化历史。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关系到国家和国民经济存亡的问题。
我们看一看欧洲国家早期创造和开辟全球市场期间以及后来在引领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威尼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最早崛起的欧洲国家。为了获得和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通道，威尼斯建立了当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它当时的最大规模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一个国家拥有的国企。这个国企雇佣威尼斯全国的技术工人为威尼斯建造和维修军舰，以欧洲所有企业中最高的工作效率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断的舰队，并能够保证在每一次海战中使得沉没和破坏的舰船得到及时的维修、替换和更新。这个兵工厂还是最先发明和使用亚当斯密观察到的“劳动分工”原理来通过流水线作业制造军舰的。
继威尼斯之后，葡萄牙是最早在欧洲成立国有化的海外特许公司的国家，承担巨额风险为葡萄牙环球探险和开创全球市场服务。葡萄牙为了实现环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先后派出的十几次探险舰队都是国家注资的。即便到了后来的荷兰和英国海上霸权时代，为了吸引民间资金入股为国家开辟全球市场，政府也拥有特权任命和罢免特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决定和取消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力。这些拥有巨大资本和私人武装的特许公司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关乎国计民生和战略资源的大型企业好多都是国企，或受政府严格掌控的民营企业。美国的电讯大佬AT&T虽然开始成立时是私企，但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毅然决然地将其国有化了，以便在战争期间更好捍卫国家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最早的重工业几乎都是以国企形式起家的，后来才逐步将一部分民营化的。
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目标。民企只为个别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紧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铺张浪费，不把资金用于资本再积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和金融危机，民企资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坏国民经济的不良作用。而国企必须为国民经济背书，上缴利润也最大。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情况是，民营企业在国外一般是收购别人的房地产和电影院，而国企则收购别人的高端技术和股权，为国家长远利益服务。
从理论上，没有任何现存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更有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决定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管理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的东西。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没有效率是因为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是为了盈利。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战略目标变了，把盈利动机加进来了，但是也没有让其成为唯一目标。国有企业需要提供很多私企无法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很多廉价公共服务，因此如果国企只以盈利为动机的话，就失去了国企的意义。而黑板经济学家老以国企和民企的利润回报率来简单粗暴地衡量国企的效率，是无知的表现。欧洲的很多大学是国立的，学费很便宜，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是公立大学，学费比哈佛低，但是教学质量并不一定比私立大学差。英国的铁路公司私有化以后效率便差了很多，而且更贵了。日本和台湾的自来水公司也出现类似情况。关键是，欧美好多国家都是二战以前就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了，曾经都有过很多国企，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义蛊惑下实行国企私有化。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国家力量就很薄弱，不分青红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国企，或没有勇气成立国企并在需要时做大做强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国企，会带来工业化停滞和失败的严重后果。正确的做法是在竞争性日常生活产品领域更多地引进私企，在外部性、外溢性很强的领域，比如高科技、教育、医疗、国防、能源、交通运输、基础科研等领域，坚持国企为主，或者实行军民融合，政府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