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导读】近日，三位经济学家因为“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缩小国家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性”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学关于国家间贫富不均的探索中，新经济制度学引入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之中。新经济制度学在中国受众颇广，因为它为中国的崛起给出了一种答案，很多人也试图借用获奖者专著《国家为什么失败》的框架分析中国。然而本文作者认为，新经济制度学把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需要把新制度经济学颠倒的工业化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作者认为，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因此，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
如今，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打砸抢”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
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一直有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制定者错误地将西方工业化的成果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导致他们建议贫穷国家通过建立资本密集型工业、现代金融体系和民主政治体制来实现工业化。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政治不稳定、发展停滞和金融危机，令许多地区陷入贫困和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其忽视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经济学原理，即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
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原题为《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批判》。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新制度经济学”批判
▍引言
为什么需要反省和批判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以前我也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通过反复思考中国经济奇迹，尤其是欧美的工业革命历史，才深刻意识到这个理论的谬误和局限性。它把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因此需要把新制度经济学颠倒的工业化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崛起是人类近代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崛起可以与之相比呢？
首先从受工业化影响的总人口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如果从亚当·密斯写《国富论》开始算的话，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3%的世界人口（70多亿）能够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余超过85%的人口没有能力或资格享受完全工业化带来的福利成果。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意味着工业化群体多加了20%的世界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全球性事件。
其次从所耗费的时间上看，如果从文艺复兴初期的1450年或地理大发现的1492年开始算起，欧洲（包括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崛起前后用了500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是70年，就已经达到了欧美和日本二十世纪中叶所达到的工业化水平，有的领域已经推进到前沿水平。当然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美国、欧洲、日本目前的工业化程度，还有好几十年的巨大差距。
另外从发展模式上看，欧洲甚至美国和日本这些大国的崛起，当年都是依靠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外族人的奴役，而中国是在公平贸易规则下的和平崛起。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的，说明中国工业化的成本非常高昂（比如历史学家估计英国在1765-1930年期间仅从印度这一个殖民地所掠夺的资源就达到45万亿美元，而英国2018年的GDP才3万亿美元）。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对已经工业化的欧美国家都能够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却需要在极高的石油市场价格下通过进口天量的能源来开启和完成工业化。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是按照世界市场竞争价格和规则出口的，而且只能够拿到出口利润中极小的那一部分；而当年的欧洲列强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工业产品有好大部分是向殖民地强行倾销的，而且不准被征服国家收取任何关税。欧洲列强从大航海开始就通过垄断世界贸易来培育国内制造业，因此被征服和殖民的落后国家当年根本没有关税收入来从事国家和海军建设。
如果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国家都能够依靠公平贸易和平崛起，那其它小国也应该可以做到。问题是统治了全球先进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通道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让中国长期这样发展下去，是否会允许所有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和平条件下崛起？
按照人口规模看，中国崛起带给整个世界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发展力量，它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关键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和善于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基本数据。40年前我们知道中国虽然经过30年的国家能力建设和艰苦探索，中国人均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准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1/3。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一“人均”就没有了。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书籍、杂志、电视节目、专利申请、甚至大学生等各类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一句话，承受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比如只有全球6%的水资源和不到9%的可耕地资源），和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为全球提供1/5到1/3的主要农产品和1/3至1/2的主要工业产品。而且中国的工业化还在路上，今后提供的还要多得多。这个大国的崛起冲击改变着欧洲几百年来建立的全球贸易秩序和投入产出结构。就连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工业超级大国--美国，都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震撼和冲击波。而这个震撼和冲击波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和蔓延。
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根本没有照搬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按照流行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改革开放的话，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可他们却选择性地忘记东欧和俄罗斯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的深刻教训。
因此，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建立在欧美后工业化的福利国家基础之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也一定会由于中国崛起而出现巨大的危机，并很有可能因此而瓦解。欧洲文明的历史因此有可能也需要重构和改写。
但是在谈论或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中国是在没有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目前的超常增长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靠西方政治制度也走到了今天？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很难对中国今后改革方向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政策指导。
在目前很多种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很有代表性，其它很多观点都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一个“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
这个观点非常普遍，在国内很流行。我在研究西方工业革命史之前也是持类似观点，所以我对它非常清楚。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不过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
经过反复思考中国问题，包括中国近代史，通过与其它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阅读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后，我才觉得这两种观点（尤其是第一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一个缺乏正确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和包容性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积弱、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的。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盘西化”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拥抱“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这样一比较就立刻发现第一个观点至少有很多可疑的地方，需要认真分析。
其次，如果灿烂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清朝的时候也是同样文化传统，怎么当时不行呢？民国的时候也不行。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古代文明，虽然中断过，人家也很自豪自己的文明传统，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埃及、印度、波斯、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因为古代文明而重现昔日辉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第三，我们长期被灌输后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文明的观念是错误的、扭曲的、极度美化了的，因此才产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它给欧洲工业革命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和神秘的面纱。如果我们不揭开这层华丽外衣和神秘面纱，我们就不仅无法正确解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无法正确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工业化奇迹，因为两者都遵循同样的经济学规律和历史逻辑。
我们来看看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是因为“法制、民主、自由”的传统而产生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蒂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精辟地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不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法制特别健全，人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特别好。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既无力解释西方，也无力解释东方；既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今天的奇迹。
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回答张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就是怎么解释中国。他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仅仅指出中国的问题，比如法制、私有产权保护尚待健全，根本不算什么。要指出中国什么地方作对了，以至于产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伟大奇迹，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才能对以后的继续改革开放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才能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