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管理者的性格、信念和价值观对解决灰度问题非常重要——这是最富有智慧、最机警的人类状态观察者几百年来通过不同的方式所给出的答案。他们的答案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你的判断是决定性因素，而判断又反映了你的品格。换句话说，就像DNA是双螺旋结构的，判断和品格也与彼此紧密相连。
比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解决困难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最好的决定要避免过度。勇气过多就变成鲁莽，过于谨慎就变成懦弱，等等。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通常在中间地带。但是这个中间地带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告诉你，你应该首先自己观察这个问题的特点和情况，试着找出其所有隐蔽之处。接着，他又说，你应该依赖自己的判断——你的经验、分析、深思熟虑和直觉，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中庸之道就是你的判断所告诉你的事实。
结果，不同的人看待相同的问题或者情况时，往往能够做出对灰度问题正确答案的不同判断。亚里士多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附加条件。他说，做判断的人要有好的品格。他们应该忠于并恪守传统的道德，比如诚实、勇敢、谨慎和公正。亚里士多德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品格决定判断，判断又可以解决困难问题。反过来就是，判断是由品格所塑造的，它会告诉我们要在哪里划分界限，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这些能做的就是我们的组织所要追求的，不能做的就是我们拒绝的。 [1] ?
中庸之道的主题包含了很多经典思想。佛家倡导“中庸之路” [2] ?，而孔子这位令人敬仰的伟人就像是一名直指靶心的弓箭手，当箭头偏移时他会仔细地做出调整。 [3] ?迈蒙尼德警告称：“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天性使然或者自己倾向于变成这些极端品格，他就应该回头想想并提升自己，这样才能走上成为好人的道路，这才是正确之路。” [4] ?穆罕默德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中庸之路。” [5] ?
如果我们从古典作家转移到现代领域中来，我们也会发现相同的思想——判断和品格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会在完全不同的杰出人才的思想中找到这一观点。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德国的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和学者，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有关宗教、权力和人性，他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人无法掌握现实。尼采相信，所有我们掌握的事实都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说明阐释，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这是我的方法，那么你的方法在哪里呢——这就是我对那些问我‘确定的方法’的人的回答。这个确定的方法根本不存在。” [6] ?
有关尼采这一想法的变体，令人惊讶地出现在了阿尔弗雷德·斯隆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日子》（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的开篇中。19世纪20年代，斯隆将当代的通用公司从一个濒临破产的混杂企业锻造成了汽车公司。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公司成了历史上最大、利润最高的公司。斯隆开辟了有关策略、组织、会计、金融和生产的方法，这些方法被无数其他公司所运用，直到现在仍旧持续塑造着今天的各类组织。 [7] ?他坚定地相信管理决策要基于事实和分析。但是，在斯隆的自传中，他写道：“经济判断的最终决议当然还是直觉。” [8] ?
注意这句话的最后几个词。斯隆这位很有才华，具有奉献精神，毕生的分析师和组织者认为，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不是事实或者分析，而是直觉。你还要注意到斯隆用了“当然”这样的字眼。对于他来说，直觉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明显。他坚定地相信，在最后做重要决定的最终关键因素将是直觉判断——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特别的个人经验、品格和视角的融合，最终，其将会决定是否一种行动要比另一种好。
斯隆的观点是有关做决定的一种人文角度阐释。显然，这是斯隆的观点，不仅仅是古典思想家的也是存在主义者的观点，存在主义者包括我们当代的人文主义家、哲学家、小说家、日志作者和诗人。有些存在主义者深受宗教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无神论者。50年前，在糟糕的战争灾难和难以置信的野蛮行径发生在亚洲和欧洲的土地上后，欧洲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都积极地寻找一个最深刻的问题的答案——生命和它的意义。
存在主义者明白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和非常有负担的，他们知道在生活中肩负真正责任的人会从经验中获得什么。选择和承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变动性很大、复杂又不确定的问题面前。做这些决定有时候是沉重的负担，有时候是令人振奋的挑战，但是它永远完全是人类的任务。
直觉和判断让我们能够应对这一挑战。换句话说，做困难决定的最终关键时刻是思维和内心一半有意识一半下意识的融合，即分析和直觉。一位备受尊重的高级主管是这样描述自己做困难决定的方法的：“我不会因为我的大脑告诉我这件事是对的我就开始做，我也要去感觉。要是我不这样做，我就必须让我的大脑和内心保持和谐。”
[1] 有关哲学和管理评价的管理文学的近期完整评述来自John Shotter and Haridimos Tsoukas，“In Search of Phronesis：Leadership and the Art of Judg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Education 13，no.2（June 2014）：224-243.
[2] Gautama Buddha，“Sermon at Benares，”in Speeches in World History，ed.Suzanne McIntire（New York：Facts on File，2009），13.
[3] Confucius，Confucius：Confucian Analects，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trans.James Legge（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71），395.有关儒家传统中特殊情况不可避免的判断的处理方法来自Antonio Cua，Dimensions of Moral Creativity（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
[4] Moses Maimonides，“Mishneh Torah：Laws of Ethical Conduct，”in Hal M.Lewis，From Sanctuary to Boardroom：A Jewish Approach to Leadership（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134.
[5] 平衡的宗教原则通常出现在当代伊斯兰教的解释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中。
[6] Alexander Nehamas，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158.
[7] Sloan’s impact on twentieth-century management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Alfred Chandler，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Washington DC：The Beard Group，1962）.
[8] Alfred P.Sloan，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New York：Crown Business，1990），xx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