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第四大问题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定式。之前的每一大人文问题都假设世界是由自主的个体所组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代理人、自给系统、独立的细胞生物。前三大问题都做出了这样的假设：每个人所做的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而且我们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像台球一样相互撞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完美自然的思考方法。我们所有人都了解自己的思想，我们有做决定的直接经验，同时我们表现得就像自主的物质生命一样。
相反，第四大问题将个体和自主性放到了一边。它表示我们是深刻的社会生物。我们的关系让我们陷入了期盼、承诺、日常惯例、禁忌和渴望相互交织的网。简单地说，就是关系、价值和规范让我们成为我们本身。当然，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又很抽象的说明。为了通过具体事件来说明它的意思，我们将会介绍纷繁复杂、充满戏剧化的情况。它是经典困境的一个变体，由威廉·葛德文所推广。威廉·葛德文是17世纪小说家、记者和政治哲学家，他可能因为是《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作者玛丽·雪莱的父亲而为人熟知。 [1]
假设你走在街上，正享受着舒适的天气。但是你突然闻到了奇怪的味道，当你走到街角时，看到一个大楼起火了。接着，你看到三个孩子在大楼里。你相信你能不受伤地救下他们，于是开始向楼里跑去。但是接着你又发现大楼里还有另一个孩子自己站着，而且这是你的孩子。火势非常危急，你只能在大楼倒塌之前进去一次。你会怎么做？你会救下三个孩子还是你自己的孩子？
前几章的三大问题似乎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从结果角度来看，三条生命要大于一条生命。从义务角度来看，所有孩子都有活下来的权利，所以你有很强的义务去救那三个孩子。从在现实世界中什么有效的角度来看，救一个孩子和救三个孩子似乎都可行。所以前三大问题看起来是在说你应该救三个孩子然后留你的孩子面对死亡。但是这个逻辑看起来是有误的。
从一方面来看，这会陷入平行哲学争议的恶性循环，让我们理性地永远追着自己的尾巴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净结果对每个人都是适当的。可能有争议认为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义务要远超对其他人的义务。可能你对救其他孩子没有义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地救自己的孩子了。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其他的争议都会被费劲地塑造成这样，为了给大多数父母急切地想要做的选择辩解：跑进大楼救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一波三折的分析看起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用极度理性的分析只不过在证明每一位父母都明白、能感觉到的简单的真相。
实际上，需要复杂的理由为保护自己亲近的人辩解，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支持家庭、忠诚父母、为亲近的人牺牲的人并不需要做这些辩解，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或者说这样的行为能使社会的净结果最大化，这些高度分析、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能让人类退化成单线条生物。我们真实的人性并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那样做的话我们会抛弃重要的关系，并被看成是只考虑结果和义务的思考机器。对大多数人来说，照顾自己的孩子不过是父母应该做的事。这也是他们在大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样子。
为什么关系如此重要呢？部分是因为关系能够创造指导我们决策的规范和价值。但是关系要做得更多，它塑造了我们，它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它给了我们生活的意思、目的和结构。它直指本质，即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2] 换句话说，从深刻的本质角度来看，我们无疑是关系生物。
本质的关系根植于共享的过去，也就是林肯所说的“神秘的记忆之弦”。 [3] 它还包括对未来共享的渴望，一种认为团队或者团队中每个人都绑在一块进行同样旅程的感觉。 [4] 本质的关系不能被简化为精密的解析术语，但是这并不会让这些义务变得不重要或者不令人信服。它们被简单地放到了真相的范畴中，布莱士·帕斯卡是这样描述的：“心有自己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并不知道。” [5]
前面有一章我们批评了艾伦·福伊尔施泰因在莫登纺织厂发生火灾后所做的决定，但是许多人都能找到赞扬他的方面。在火灾之后，全国的电视采访都在展现福伊尔施泰因和莫登纺织厂工会主席以善良友好的方式互相取笑对方。这两个人很明显互相尊重、互相喜欢。采访中的几名员工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事实上，福伊尔施泰因的外号是“莫登纺织厂内受尊敬的人（mensch）”。在日常词汇中，这个犹太单词指的是一些有高贵的品德或者“堂堂正正的人”。对于福伊尔施泰因，像之前他的父亲一样，莫登纺织厂、他的员工、员工的社区都和他的日常工作、生活、理想和自我感知紧密相连。他的关系给他下了定义。
[1] 这是Godwin有关这一情形的观点：“从一般普遍的观点来说，我和我的邻居都属于人类；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享有相同的关注度。但是事实上，我们中的某个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更重要。人比动物更有价值是因为人类拥有更高级的设备，有能力得到更精致而美好的幸福感。请见William Godwin，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70.
[2] 哲学家John Rawls对构成性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定义，即便他并没有明显地运用这个术语：市民可能有，或者说正常来讲在任何时候都有感情、热爱和忠诚，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或者真实来讲不能、不应该从他们纯理性的好的观点中将其区分开来，或者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他们可能只是认为将他们自己和特定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信念，或者特定的长久成就和忠诚区分开是难以置信的。这些成就和忠诚……（帮助）组织并塑造人的生命，这也是人认为自己在试图实现自己的社会世界时的所作所为。我们认为如果突然失去了这些特定的信仰和附加成分，我们就会失去方向不能继续前行。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认为没有意义继续下去。请见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Samuel Freem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405.从博弈论领域来看，和这种思考方式相对应的观点是，个体会部分从实现团队目标的角度来定义自己的目标。Michael Bacharach，Beyond Individual Choice：Teams and Choice in Game Theory，ed.Natalie Gold and Robert Sugd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3] Abraham Lincoln，Lincoln’s Gettysburg Oration and First and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es（New York：Duffield&Co.，1907），35.
[4] Philip Selznick，TVA and the Grass Roots：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181.
[5] Blaise Pascal，Pensees and Other Writings，ed.Anthony Levi，trans.Honor Lev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