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正面临着灰度挑战，同时你已经遵循了本章的指导，现在你还没准备好做决定吗？你已经遵循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有力指导，去全面而深刻地思考你所做的决定将会导致的所有结果，而且这些指导深深植根于重要的宗教、哲学和政治传统。你已经避免了快速决定，努力让合适的人一起工作并建立了正确的过程。你可能已经用了简单的决策树，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特殊情况和结果。你已经对直白、具有批判性的讨论进行了鼓励，并努力找出那些不好的可能性。那么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一大问题主要关注的是你所做的事对所有人的结果，看他们是会得到帮助还是会受到伤害。这一问题看似是解决灰度问题的正确方法，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更多的问题和其他判断工具吗？答案毫无疑问是：没错。为什么？想象一下以下场景——这是一个有趣的思维实验，将第一大问题的局限性和危险性戏剧化地表现了出来。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视第一大问题的国家。国家的领导人很认真地规划政府决策的相关结果，他们的决定都遵从着穆勒、墨子和其他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决定都能客观地产出最好的净结果，同时你也支持这些政策。有一天晚上，你的门铃响了，你打开前门发现站着三个警察。你请他们进来，让他们直入主题。他们告诉你有六个人在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他们所有人都急需要器官移植。他们计划把你带到医院，让你捐献器官。政府卫生办公室已经画了简单的决策树，他们估测你会失去大概40年生命，但是其他人将会因此获得100年生命。警察建议你做正确的选择，自愿和他们走。否则他们就会把你铐走带到医院。
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接受了这一计划，你就会死去。你爱的人和朋友们将会感到悲伤。不过他们可能也会因此得到慰藉，因为你可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牺牲了自己救活了六个人。你愿不愿意已经不重要了，该决定所导致的基本平衡结果仍是相同的：一条生命（不幸的是，是你的）对等了六条生命。
假设你告诉警察他们的分析过于简单。在决策树上有另一条很重要的枝干。杀了你将会开一个恶劣的先例，导致很多其他不幸的结果。但是政府官员们已经对结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一级机密而且不会再次使用这一方法。这个案例很特殊，因为在这六个病人中，有一个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即将研究出治疗疟疾的方法。政府官员们看起来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你的死将会挽救几百万条生命。他们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你的死亡将是没有痛苦的，而这样做会阻止他人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显然，如果我们只考虑第一个问题，你就应该和自己的爱人告别，然后奔赴医院。
这一场景揭示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个致命缺陷，这一缺陷非常关键，因为仔细分析上述所说的场景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那样不切实际。从结果的角度思考决定和行动依据的是强大的理智、宗教、政治和常识的指导。它是构成如成本-风险和成本-效益等分析的基础。但是这一方法在面临重要决定时也可能变得很危险和变态。20世纪，无数无辜的人被纳粹分子等杀害，因为后者追求所谓对社会最好的变态想法。第一大问题冒着风险让我们每个人变成所谓有利于其他人的受气包。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升华了我们的生命，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又让我们陷入了糟糕的境地。
第一大重要问题就像是一个喷灯：这是一个很有用却很危险的工具。作为一个有情感的自然人以及拥有重要决策地位的管理者来讲，这个问题是思考灰度问题的正确开端，因为它让我们观察全局，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在几个世纪里有关人类本性、力量和决策的对话中，这个问题发出了非常重要的声音。但是当你面对灰度挑战时，它不能成为你唯一聆听的声音。
那么，你所需要的其他方法是什么呢？同时，在器官捐献这一事例中，警察为了实现最好的净结果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呢？下一章将会解答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