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采取各项措施保护环境。考虑到空气和水污染、农药和有毒化学品的使用以及珍稀物种的灭绝，政府已经调动了多方面的力量去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并降低人类的行为对野生动物和原始区域的危害。政府的许多做法卓有成效，它们致力于降低空气污染的努力已经避免了几十万人过早死亡和几百万人致病。然而，政府的许多努力实际上都是枉费心力，其中一些政府意在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还使问题恶化。比如，对新空气污染源的过度控制会延长旧污染源的污染时间，这使得至少在短期内会加重空气污染的程度。
最近几年，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世界环境问题上，包括臭氧层的破坏。目前，关于臭氧层破坏的问题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协议，这些协议在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方面取得了成效。然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气候变化上，但目前对于气候变化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国际协议，对此我们在这里也要说几点。助推和选择体系的改进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吗？的确如此。下面我们将叙述几种较有可行性的办法。
在多数时间里，即便不使用助推，政府在保护环境及控制污染给健康带来伤害等方面做的就不错，而它们的做法也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在这方面，选择自由并不是指导性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规则制定者已经选好了几类命令和控制规则，这样他们完全可以拒绝自由选择和市场，严格控制人们在实现环保目标过程中的行为。命令和控制规则有时候会包含在政府行政法令里面，通过法令法规，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其所推崇的环境友好技术提出要求，车用催化转化器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政府官员并不对技术方面做详细规定，只是制定总体的减排目标。比如，他们可能会要求，10年之内所有新生产的汽车一氧化物平均排放量必须较当前降低90%，或者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不得超过某个值。政府也可能会制定国家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在某一天之前达到这一标准，并且不得在今后超过这一标准（特殊情况也许除外）。
在美国，国家对于主要污染源头的排放限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些限制有时候十分有效，1970年以来，美国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从哲学角度来讲，这些限制看上去似乎与苏联实行的“5年计划”有些相似；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也宣称，有数百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在未来5年的做法。有时候人们的确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但有时候他们却不会，或者说改变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高，那时政府机构将不得不另找出路。如果最终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那么好的选择体系是否有所帮助呢？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轻微的助推对于改善环境问题也许根本不够，这就像妄想用老鼠夹去捕捉狮子。我们的空气和水源已变得无比肮脏，有关分析表明，这是环境污染者对呼吸者和饮水者所施加的“外部效应”。即便是自由主义者也会认为，当这些外部伤害存在时，市场通过自身能力是无法取得理想效果的。对于我们施加给环境的伤害，污染制造者（我们所有人都是）并不会全部买单；对于那些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我们所有人），他们通常缺乏一种与污染制造者有效磋商并使其改正行为的做法。支持自由选择的人都知道，当“交易成本”（达成自愿协议消耗的成本）很高时，政府干预将不可避免。如果人们不能达成自愿协议，多数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必须实施干预。
将环境看作是全球选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有决定都由消费者、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等各类体系的成员做出）作用的结果有助于帮助人们思考。在这一体系中，市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市场存在许多好处，但它必须面对引发环境问题的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你在明年由于自己的消费选择而做出极不环保的行为，那么你很可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给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公地悲剧”。奶农之所以愿意多养奶牛，是因为他们有行动的动机——多养奶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实际上，大量的奶牛会毁掉牧场。奶农们应当想办法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也许他们应当通过协议的方式限制饲养奶牛的数量。渔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人们无法看到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你在使用能源的同时也造成了空气污染。即便你知道使用能源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你的行为也很难有所改变。那些连续好几个星期开着空调的人可能不会去想这样做对个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为此，下面我们将从选择体系的两大方面（动机和反馈）对环保问题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