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测定的兼容性
社交性，或者说“创造接触”、维持关系、促进交流、加强代谢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中变成了“个性”标志。消费、花费、时尚等行为，以及通过它们与他人交流的行为，都是属于这种当代社会测定的“个性”的主要成分，就像D.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阐述的那样。整个满意和关切机制实际上只在于一种关系系统的功能化情感调制本身，个体地位在其中发生了彻底改变。进入消费和时尚的循环，并不只意味着随心所欲地用物品和服务来把自己包围起来，而意味着改变存在和决定。意味着从一种建立在自主、性格、自我本身价值等基础上的个体原则过渡到那种通过对一套使个体价值变得合理、缩减、变幻的编码的查询而实现的永恒再循环的原则：那是一套“个性化”编码，是任何个体自身都没有的但却贯穿每个个体指向他人的关系。作为决定性坚决要求的“人”为了个性化而消失了。由此，个体不再是自主价值的策源地，他只不过是动荡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多重关系终端。“外部决定在他身上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似乎无处可寻，他能够迅速地，尽管是表面地，亲近所有的人”（里斯曼）。事实上，他被放置在某种社会测定的图形之中，永远被他在这些奇怪的蛛网中的位置所规定（这些线在一个积极或消极、单一或多边的关系网中连接着A、B、C、D、E）。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社会测定的存在，其规定性是他处于其他存在的交叉点上。
这并不只是一种“理想中的”模式。这种被他人渗透和对他人的渗透根据一种无限的相互关系程式支配着一切地位行为（因而支配着整个消费领域），在这一程式中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在自身“自由”中个体化了的主体，也没有萨特意义上的“他者”，而只有一种普遍化了的“氛围”，其中那些相对终端只有通过他们的差别流动才能获得意义。这同样也是我们可以在物品-要素及它们在当今时代内部组合操纵层面上发现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新型一体化当中，并无所谓“顺大流”或“逆潮流”（尽管报刊记者依然持续地使用这些词汇，它们是属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意味着最理想的社会性，意味着对他人、形势、不同职业的最大兼容性（再循环、多价），意味着在各个层次的流动性。普遍“流动”、可靠及多价，这才是人类工程学时代的“文化”。分子就是这样由那些多重价位的原子构成的，它们可以被分解以另行排列或构造一些复杂的大分子……这种适应能力是与一种不同于“传统”暴发户或自我奋斗成功者的晋升的社会流动行为相适应的。其中人们不用根据个体轨迹来打碎联系、不用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以开辟道路、不用兼程前行：它要求人们可以和所有的人流动，并且穿越那被严格分配了符号的等级编码阶段。
另外，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要变得可流动：流动性是一种道德的专利。因此这一直也是一种对“流通”的约束。而这种时时刻刻的兼容性一直也是一种会计学——就是说被规定为其关系、其“价位”总和的个体，一直也是可以这样计算的：他成了计算单位，并自己进入了社会测定（或政治）的计算方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