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时间，或对服务的滑稽模仿
这一巨大关切机制的存在是一种全面的矛盾。它不仅不能掩盖商品社会铁的规律、社会关系的客观真相，即竞争、随着城郊和工业集中而增长的社会距离感、尤其是日常性及最私人的关系之中交换价值抽象化的普遍趋势——而且这一机制，不管其表象如何，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机制（LUI-MêME UN SYSTèME DE PROOUCTION）——它生产交流、服务的人际关系，它生产社交性。然而，作为生产机制，它只能和物质财富生产方式服从同样的规律，它只能在其运转中再生产出它原想要超越的社会关系。它的目的是生产关切，却必定要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距离感、交流障碍、昏暗和严峻。
这一基本矛盾可以在一切“功用化”人际关系领域中感觉到。因为这种新社交性、这种“灿烂的”关切、这种热情的“氛围”恰恰不再含有任何自发性，因为它是被制度化和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因此它的基调如果不透露出它的社会和经济真相来，那才令人惊讶呢。而人们随处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失真：不论在何处，这种关切的公式都被歪曲僵化成了攻击、讽刺、不情愿的（黑色）幽默；不论在何处，人们提供的服务、热情服务都很微妙地与侵占、滑稽模仿联系在了一起。不论在何处，人们都体会到与这种矛盾相关的是这种额外赠品普遍机制的脆弱性，它总是处在出毛病和崩溃的边缘（这正是时不时发生着的）。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我们所谓“丰盛”社会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源自封建传统的“服务”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封建或传统的奴隶或仆人“诚心诚意地”、毫无精神保留地为人服务：然而在斯威夫特的《对仆人的教导》中，这一机制似乎已经充满了危机，其中仆人们建立了一个脱离了主人们那无耻寄生、滑稽可笑社会的完整团结的社会。这意味着忠实“服务”这一社会道德的崩溃：它在一种尚未正式发生改变的价值体系的幌子下，导致了一种极端的虚伪，一类潜在的可耻的阶级斗争，一种主仆之间无耻的互相剥削。
今天的价值是民主的：这就造成了“服务”层面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其实践是与个人的形式平等不可调和的。出路只有一条：普遍化的社会游戏（因为今天每一个人，不仅在其私生活中，而且在其社会及职业实践当中，都必定要接受或提供服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他人的“第三部门”）。官僚社会的这种人际关系社会游戏有别于斯威夫特奴仆们的那种极端虚伪。这是一种巨大的、对缺席了的相互性进行“摹拟的模式”。这不再是掩饰，而是功能摹拟。社会交流最基本的生命力只有以这种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相对“强迫”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用来缓解每个人与大家之间敌对的、疏远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绝妙障眼法。
我们的这个“服务”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斯威夫特的那一个。公务员的脾气、官僚的暴躁都属于那些古老的斯威夫特式思维形式。因此女士美发师的奴性、商务代表蓄意的肆无忌惮的纠缠——这一切都还是服务关系的一种过分的、被迫的、夸张的形式。奴性的修辞，从中无论如何都透露出——就像在斯威夫特的主仆之间那样——某种异化了的个性关系形式。银行职员、旅店侍者或邮局小姐的或脾性尖刻、或高度奉献的表达方式——他们这么做是拿报酬的——正是他们身上不受系统左右的个性人格的体现。粗鲁、蛮横、情感疏离、故意拖延、刻意找茬，或者相反——过度恭敬，这体现了他们自身对不得不把某种系统化效忠当成天性这一矛盾的抵制，尽管他们正是靠这种效忠拿报酬的，事实就是如此。由此这种“服务”交换所造成的令人生厌的氛围总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在这种“服务”中真实的个性抵制着交换功能的“个性化”。
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残余：如今真实的功能关系已解决了一切紧张气氛，服务的“功能”关系不再是过分的、虚伪的、虐待-被虐待的，它是开放热情的、自发地个性化了的并且使紧张气氛最终得到缓和的：比如奥利机场或电视台的女播音员非同寻常的热情的声调，比如那毫无情感色调的微笑，它们都出自“真诚”和精心准备（但是说到底，两者都不是，因为这不再是真诚或无耻的问题，而是“功能化”人际关系的问题，这种人际关系，是从一切性格和心理、一切真实和情感的和谐中纯化提炼出来并依据对理想化关系的精心调试构建起来的——简而言之，被从一切关于存在和表象的粗暴辩证道德中解脱出来并且按照关系体系唯一的功用性进行了重建）。
我们这个服务消费社会尚处在这两种秩序的十字路口。这正是雅克·塔蒂的影片《游戏时间》非常好地反映了的东西，其中人们从传统无耻的敷衍了事式、恶作剧式服务（整个高级包厢的插曲，从一张餐桌传到另一张餐桌的凉透了的鱼，被搞砸了的安装、“欢迎仪式”的倒错和一个过于新鲜的世界的瓦解）过渡到接待客厅、扶手椅和绿色植物、玻璃门面和不着边际的交流的无用的器具式功用，过渡到无数的摆设及一种完美氛围中冷冰冰的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