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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悲剧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性(2)

2020年7月19日  来源:消费社会 作者:(法)鲍德里亚 提供人:heidong86......

暂且让我们回到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上来。休息、放松、散心、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这就是为什么说休闲“被异化了”,因为它仅仅是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不够的。休闲的“异化”更加深刻:它并不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性本身[L′IMPOSSIBILITé MêME DE PERDRE SON TEMRS]相联系。)

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即休闲无望地试图恢复的那种价值,就是被消磨掉(23)。假期便是一种对那可以完全浪费掉的时间的追寻,而且这种浪费不会进入到一种计算程式之中、(同时)这段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被赚取”。在我们的生产与生产力系统中,人们只能赚取自己的时间:这种命定的必然沉重地压在了劳动之上,也压在了休闲之上。人们只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尽管也许只是一种空洞得惊人的使用。假期的自由时间依然是度假者的私人财产,是他通过一年的汗水赚取并拥有的一件物品、一件财富,他像享受其他物品一样享受它——他不会放弃它,把它给予、贡献(就像人们把物品放进礼品袋那样),而要将它用于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用于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时间之缺席。他被紧紧地束缚于“他的”时间之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束缚在他的岩石之上那样被束缚于作为生产力的时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之中。

西西弗斯、坦塔罗斯、普罗米修斯:所有有关“荒诞自由”的存在神话较好地刻画了其背景之中的避暑者,为了模拟某种“假期”、无动机、彻底的剥夺、空虚,刻画了他白费心机而仍无以消磨自身及时间——原因是他处在一个完全客观化的时间范畴中。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过日子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性的时代。但是人们不能像脱去内衣一样摆脱时间。人们再也不能把它消磨掉或浪费掉,对金钱也是如此,因为这两者都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同一种表达方式。在象征范畴之中,白银、黄金都如同粪土。客观化的时间也是一样。但事实上,极少有,而且就现实体系而言,逻辑上不可能把金钱或时间回复到它们“古老的”、祭祀式的粪土功能中去。假使有人真正如此,那么他就是在象征模式上摆脱了它们。在计算和资本的秩序之中,这显然是某种方式的颠倒:我们通过它而客观化,我们被作为交换价值的它所操纵,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变成了时间的粪土。

到处都是如此,不要相信关于休闲中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从来就只是生产循环中的一个“模糊”阶段。而且,这种功能互补性(不同社会阶级意见不一)并非其核心的规定性。休闲受到制约是因为它在无动机的表象下,忠实地再生产着本属于生产时间和被奴役的日常性在精神上和实践上的一切束缚。

它并不表现为创造性活动:艺术或其他方面的创作或创造,从来都不是休闲活动。通常它表现为某种返祖活动、早于劳动的当代形式的活动(修补零活、手工艺、收藏、钓鱼)。唯一真实经验过自由时间的指导性范例就是童年。但这里混淆了童年游戏中对自由的体验和对劳动分工之前社会阶段的怀念。在这两种情况下,休闲想要恢复的总体性和自发性由于它们突然出现在一个受到当代劳动分工重点强调的社会时间中,因而具备了消遣和无责任的客观形式。然而,休闲中的这种无责任是与劳动中的无责任对应并在结构上互补的。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是束缚:实际上,结构还是一样的。

正是时间在这两大模态之间的功能划分构成了系统并将休闲变成了异化了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身。这种二分法给双方都造成了同样的不足和矛盾。因此不论在何处我们都能像在劳动领域中一样在休闲和假日中找到相同的尽责式精神和顽强理想、相同的强迫伦理(éTHIQUE DU FORCING)。休闲和它彻底参与的消费一样,都不是满足的实践。至少它只是在表面上是那样。事实上,这种要晒黑的急切念头萦绕心头,促使旅游者们“游览了”意大利、西班牙和一座座博物馆,这种健身和不可或缺的严格的裸体日光浴,尤其是这种微笑和坚持活着的快乐,这一切都表现为根据义务、牺牲及苦行原则进行的一种全面分配。里斯曼所说的“快乐道德”,便是今后休闲和快乐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这种本来就属于伦理方面的救赎范畴——除非他能在其他尽责标准中找到救赎。

从类似限定劳动的同一种限定原则中,产生了一种日益敏感的——并与自由及自主动机明确对立的——倾向,即旅游及度假集中化倾向。独处是一种口头上而不是实践中的价值。人们逃避了劳动,但逃避不了集中。在这里当然,也存在着社会不公平(报告,第8条)。海洋、沙滩、阳光和人群对来自于社会低阶层的度假者们比对富庶阶级的度假者们显得更加必要:这反映了经济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期待的问题:“受到被动假期束缚的人们,他们需要海洋、阳光和人群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同上,于贝尔·马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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