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悲剧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性
在“消费社会”现实或幻想的大量财富中，时间占据着一种优先地位。仅仅对这种财富的需求就几乎相当于对其他任何财富需求之总和。当然，这方面的机会均等、自由时间的普及并不比其他方面的财富或服务来得更多。此外，我们知道以计时单位对自由时间的计算，如果说这对区别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或者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绝对价值而言这毫无意义：这段自由时间的品质、它的节奏、它的内涵、相对于劳动或“自治”的约束它是否还有剩余，这一切重新成为对个体、范畴、阶级进行区分的特征。工作的增加和休闲的缺乏甚至会重新变成经理或负责人的特权。除了这些仅在某种地位符号（其中包括“被消费了的”自由时间）区分理论中才有意义的差异，还应看到时间具有使人类地位均等化的某种特殊神话价值、如今被休闲用力夺回并被作为主题的某种价值。那句曾经集中表现了所有对社会公正的愿望的古老格言说道“时间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它被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并流传到了今天的神话之中，变成了休闲之中人人平等。
“共同进行的潜水捕鱼及共同品尝的萨莫斯葡萄酒唤醒了他们身上的一种深深的同志情谊。在返航的船上，他们发觉彼此只知道对方的姓氏，于是交换了地址，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一位是技术指导而另一位是守夜人。”
这则有趣的寓言总结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全部意识形态，包括了好些玄奥的公设：
1．休闲，就是对自由的支配。
2．每个人，生来，在实体上就是自由的，并且是与他人平等的：只需把他重新置于“自然”状态中，他就能收复这种实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因此希腊的岛屿和海底深处成了对法国革命理想的承继。
3．时间是一种先天的、先验的、先于其内涵的范畴。它就在那儿，它等待着您。假如它在劳动中被异化、被奴役，那么“人们就没有时间”。假如它摆脱了劳动或束缚，那么“人们就有时间”。它就像空气、水等一样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让与的范畴，它在休闲中重新变成了大家的私有财产。
这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令人隐约感觉到时间很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某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必然和这一生产系统范围中一切被生产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财富一样隶属于同一法则：私有或公共财产的法则，占有的法则，被拥有且可让与的、异化了的或自由的客体的法则，而这种客体和根据这一系统模式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一样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物化抽象。
还有人会说，大部分物品无论如何都具有某种理论上可与其交换价值相脱离的使用价值。可是时间呢？它的可通过某种客观功能或特定实践来确定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呢？因为“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然而，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
因而休闲的深刻要求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绝望的矛盾中。它对自由的强烈期盼证明了制约机制的强大力量，确实，这种力量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在时间领域表现得如此全面。“每当我谈到时间，它已然不再存在”，阿波利奈尔说道。关于休闲人们可以说：“每当我们‘有’时间，它便已不再自由。”况且这种矛盾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确实很深刻。这便是消费的悲剧性悖论。对每一件被拥有、被消费的物品，就如同对自由时间的每一分钟一样，每个人都想将自己的欲望传送于其中，并相信自己已经这样做了——然而每一件被占有的物品、每一次完成了的满足，就像“可资利用的”每一分钟一样，欲望已然缺席，必然缺席。剩下的不过是欲望“被消费”后的残余。
原始社会中没有时间。想要了解那里的人们“有”没有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要把它投射到已然预见且调制好的未来中去就不能脱离这些活动。它不是个体的，庆祝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就是交换的节奏本身。没有名称可以称呼它，它和交换的词汇混淆在一起，和人及自然的循环混淆在一起。因此它是“被联系”的，而不是被约束，而这种“联系”（格本登黑特）并不与任何“自由”相对立。它确实是象征的，就是说无法被抽象地孤立出来。另外“时间是象征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很简单，在那里，它和金钱一样并不存在。
相反，时间与金钱的类比则是对“我们的”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而且可能包含着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重大鸿沟、决定性的鸿沟，因为消费社会的那些基础性选择就是建立于其上的。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烙在雷明顿打字机上的名言同样也烙在工厂的门楣之上，烙在被日常性事务奴役的时间之中，烙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间预算”的概念里。它甚至还支配着——而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休闲与自由时间。决定着空闲时间并被烙在海滩日晷仪上以及度假俱乐部门楣上的还是它。
时间是一种服从于交换价值规律的珍贵的、稀缺的东西。这一点对劳动时间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被出卖和被购买的。但是自由时间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诺曼·梅勒分析了对以冰冻形式和以液体形式（纸箱包装）发货的橘子汁进行的生产计算，后者更加昂贵，因为人们把免去产品冰冻的准备过程而赢得的那两分钟也计算在成本内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时间就这样被出售给了消费者。而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自由”时间实际上是“赚到的”时间、是可赢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产力，因而需要将其买回来以资利用。如果有谁对此感到惊奇或气愤的话，那么他肯定还停留在那种对理想化的、中性的且可供任何人使用的“自然”时间的天真假设之中。投一枚一法郎的硬币到自动电唱机中就能“买回”两分钟的清静，这种念头毫不荒诞，这也反映了同一个真相。
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计时的时间就这样变得与交换价值系统同质：在那里它变得同无论什么物品都一样了。作为时间计算的物品，它能够而且应该与任何其他商品（尤其是金钱）进行交换。另外，时间/物品的概念具有可逆价值：一切都和时间一样是物品，因而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看做是凝固的时间——其中不仅包括它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因为技术物品为使用它们的人“节约”了时间，而且这些人为此付费。洗衣机，便是家庭主妇的自由时间，便是转化为可被出售和购买的物品的潜在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她也许会用来看电视以及电视上其他洗衣机的广告！）。
时间作为交换价值和生产力的这一规律并不关注休闲，以至于后者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切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束缚。（生产）系统的规则都不考虑休假。它们持续地在任何地方——在路上、在海滩上、在俱乐部中——再生产作为生产力的时间。表面上一分为二变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后者打开了自由的先验领域——这是一个神话。这种在消费社会中的极为对立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基础、越来越形式化。这种将每年的时间划分为“阳光下的一年”和“社会性的一年”的巨大编排，把假日变成私人生活的开始而把初春当成集体生活的降临，这种巨大的潮涨潮落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季节性节奏。这根本不是一种节奏（循环中自然时刻的承接），这是一种功能机制。是将同一个系统程序划分为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这种客观的、逻辑的共通，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标准和约束也被传送到了自由时间及其内容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