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换标准
第一必需品的自主性感化。
“不管被投入到商业领域中的物品是轮胎还是棺材，他们总是企图触及潜在客户的同一个部位：腰带之下。这对精英来说是色情，对大众而言是淫秽。”（雅克·斯顿伯格：《你是我的夜晚》．洛斯费尔德出版社。）
裸体剧院（百老汇：《霍·卡尔库塔》）：警方允许进行演出，条件是舞台上不能出现勃起或插入的场面。
哥本哈根第一届淫秽作品集市：“性69”。这是一届“集市”而不是节日，正如报刊所宣称的那样——就是说这主要是一次向淫秽制造者们提供征服市场机会的商业性展览……似乎克里斯蒂安斯堡的领导者们在豪迈地想到去除樊篱以将这一因神秘而具有诱惑力的领域展示于人时，低估了此事的商业前景。一些时刻准备进行牟利投资的审慎人士很快就理解了，对这一从此属于自由商业范畴的消费领域进行深入开发，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意外收益。因而，他们迅速地组织起来，要把淫秽创作变成丹麦最有效益的一个工业部门（据报刊报道）。
性感区丝毫不会遭到荒废（J．F．贺尔德）。
不论在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在于“色情的逐步升级”。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其中起作用的，仍是那种我们在谈到青年与反抗、女性与性欲时所揭示的操作机制：在越来越按照商业化并工业化了的物品及信息来评估性欲的同时，物品及信息偏离了它们的客观合理性，而性欲亦偏离了其膨胀的合目的性。就这样，社会和性的变化根据开辟的道路出现了，而“文化”及广告的色情即是这些道路的实验地。
当然，这种膨胀、这种激增伴随着性别相互关系中以及个体与身体和性的关系中的深刻变化。它更反映了对性问题的某种真实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需要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具有新意的。但也不能肯定当代社会的这种性“标记”是否是这些问题本身的巨大借口，或者说，它在将它们系统地“正式化”的同时，是否赋予了它们一种欺骗性的“自由”表象而掩盖了它们的深层矛盾。
我们感觉到这种色情化是失度的，而且这种失度是有意义的。它反映的仅仅是一种对传统禁忌的去魅、解压的危机吗？在那种情况下才可能想象，清教继承人的这种渴望一旦达到饱和、满足，解放了的性欲才能找到自身平衡，才能从工业及生产本位主义的漩涡中摆脱出来而变得自主。同样可以想象，由此触发的逐步升级会像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升级一样、像对宇宙征服的逐步升级一样、像时尚及物品革新的逐步升级一样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原因也一样（J．F．贺尔德）：这样看来，性欲被决定性地包括在边缘化生产及分化的无限过程之中，因为正是这一体系本身的逻辑将其作为色情系统，作为消费的、个体及集体的功能来“解放”的。
我们拒绝任何类型的道德审查：这里并没有“腐化”的意味，而且，我们知道最坏的性“腐化”也可能是活力、财富、解放的符号：因而是革命的，而且反映出一个意识到自己胜利的新阶级的历史性成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曾如此。这种性欲是庆祝的符号。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徘徊在没落社会中的死亡符号的幽灵。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的解体，总是通过其成员个体的散落，以及（包括）把性真正传染为个体动力和社会氛围来完成的：古典制度末期就曾是这样。看来，割断了自身历史且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严重涣散的集体，总是会回复到一个几乎纯粹充满了冲动的世界中去，同时会将利益的即时决定与性的即时决定混淆为同一种狂热不满。社会关系动荡，那种不牢固的联系和激烈的竞争营造出了经济世界的氛围，它们反作用于神经和感官，而性欲也不再是人们共同称赞的对象以及将众人凝聚起来的因素，而变成了对利益的个人狂热。它纠缠着每个人，使他变得孤立。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性欲在加剧的同时，会变得对自身充满渴望。作为几个世纪及清教传统标志的羞涩、廉耻或犯罪感对它不再具有影响力：它们随着官方标准和禁忌的消失而渐渐消失。约束这种性解放的，就是个体的压抑要求、内心的审查。今后审查不再是（从宗教、道德、法律出发）建立在与性欲相对立的位置上，而是渗入到个体的无意识中并和性欲一起汲取着同样的源泉。你身边的各种性满足，本身就对自身进行着持续的审查。再也没有了（或者更少有）压抑，但审查却变成了一种日常功能。
“我们将播种一种闻所未闻的放荡”，兰波在其《城市》中说道。但色情的逐步升级、性解放与“各种感官的放纵”毫无关系。这种背景式放纵和渗入其中的隐隐忧虑远没有“改变生活”，而只是构成了某种集体“氛围”，其中性欲实际上变成了私事，也就是说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恋并自厌——消费系统用道德包围着它，使之构成该系统的政治齿轮。因为凌驾于那些“玩弄”性欲的把戏以促进销售的广告商之上的，还有现存的社会秩序，它“玩弄”性解放的把戏（即使在道德上被谴责）以反对咄咄逼人的全体性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