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崇拜：“状态”
从人与身体（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身体而主要是功用性且“个性化了”的身体）的现实关系，可以推断出人与健康的关系。健康借助身体工具性表现被界定为身体平衡的普遍功能。借助身体表现的中介，就像借助名望的财富一样，变成了对地位的功用性苛求。由此，它进入了竞争性逻辑，并且表现为对医疗、外科、药剂服务的无限要求——与身体/（部分的）物品的自恋式投入相联系的强制性要求，与个性化及社会流动进程相联系的地位要求——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现代主义者的人权的外延、是自由权及财产权的补充，与“健康权”只剩下一种遥远的关系。如今，与其说健康是与活下去息息相关的生理命令，不如说它是与地位息息相关的社会命令。与其说它是一种基本“价值”，不如说它是一种赋值。在赋值的神秘主义中，它就是与美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它们的符号在个性化范围内相互交流，那是对功能/身体符号的迫切的至善论操纵。将自恋和社会名望联系起来的这种赋予价值的身体综合征，在目前非常普遍的现实中，很明显也是与其反面相联系着的，我们应该将它视作当代伦理的一个要素：无论何种对名望的失望、无论何种社会或心理挫折都即刻被躯体化了。
因此断言说如今医疗实践（医生的实践）被“去魅了”，说人们因为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由地去看医生，因为他们毫不费劲地（这并非实情）肆意滥用这种普及了的社会供给，所以他们接近了健康和医疗的“客观”实践，这种说法是肤浅的。“普及消费了”的医疗并未丝毫丧失其神圣性及奇妙功用。但显然它再也不是那种传统医疗，像在医生-教士、巫师、游医的本位中那样，依附于对被外在命数觊觎着的实际身体、工具式身体的操作；这在农民及“原始”的观念中似乎还是如此，在他们的观念中，身体并未作为本位、“个性化”价值而被内在化。人们不通过身体来进行救赎、来标注自己的地位。身体是劳动工具和神力，即高效的力量。假如它出了毛病，医生就会恢复身体的神力。这类巫术，以及相应的医生地位，趋向于销声匿迹。但它并没有把它在当代“观念”中的位置让给身体的某种客观表现。而是把位置让给了两种互为补充的模态：自恋式投入和赋值——“心理”面和地位面。医生和健康的地位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重新构建起来的。而且只是到了现在，通过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和个体圣化，医学性才获得了大规模发展（正如作为超验制度的专利权是随着“个体灵魂”的神话般的结晶才获得了大发展一样）。
那些原始“宗教”并不讲究“圣化”，它们讲究的是一种集体实践。圣化及以此为任的“主祭修士”是随着救赎原则的个体化（主要是在基督教修行当中）产生的。个体忏悔这种最突出的圣化是随着意识更加深入的个体化产生的。要保留相应的比例，要意识到类比的危险，对我们来说身体和医疗也是如此：正是随着普遍的个体“躯体化”（取该词最广泛的含义，而非其临床医学中的含义），随着身体成为名望和救赎的物品、成为基础价值，医生才变成了“听告解者”、“赦罪者”、“主祭修士”，这一医疗主体才在目前属于他的社会超特权中安顿下来。
在私营化、个性化的身体上，更变本加厉地汇集了各种自我关切和祈祥祛邪、满足与压抑等祭祀导向，——这完全是一堆次要的、“非理性的”消费，其中并不包含治疗目的，而且发展到了违反经济命令的地步（药物的购买有一半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参加社会保险的人）：为什么要遵从这种导向，不就是这种“您必须（而且只要）做出一些付出以期健康在交换之中突然降临”的根深蒂固思想在作祟吗：这里，仪式化、祭祀化的消费比治疗措施更为重要。这在“低等”阶级那里是对药物的强制性要求，在富庶阶级那里是对医生的要求，医生对后者而言更主要是“身体精神分析学家”，对前者而言则是财富和物资符号的散发者——不管就何种方式而言，医生和药物除了治疗功能之外更具有了一种文化效力，而且作为“潜在”神力被消费。这就是根据与要求身体为之服务的传统伦理相反的一种、完全当代的伦理，命令个体为自己的身体服务（参见《她》中的那篇文章）。人们必须像进行自我修养一样进行自我护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体面的标志。当代女性既是自己身体的修女又是其经理，她负责使其保持美丽和有竞争性。功用和圣化在此不可分离地掺杂在一起。于是，医生的本位中兼具了由于其作为内行而获得的尊敬以及由于其职业的神圣地位而获得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