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

媚俗

当代物品中一个主要的、带有摆设的范畴，便是媚俗。媚俗物，通常是指所有那些粉饰的、伪造的“蹩脚”物品、附属物品、民间小杂什、“纪念品”、灯罩或黑人面具的总体，所有那些在各地特别是度假休闲之地激增的伪劣博物馆。媚俗，和演说中的“陈词滥调”等值。而我们应该理解，媚俗和摆设一样，在这里指的是一个范畴，尽管这一范畴很难加以限定，但不应将其与这些或那些真实的物品混淆起来。媚俗随处可见，不管是在一件物品的细节中还是在一个大套间的图纸上，不管是在人造花朵中还是在浪漫摄影中。它自己会宁愿把自己定义为伪物品，即定义为模拟、复制、仿制品、铅版，定义为真实含义的缺乏和符号、寓物参照、不协调内涵的过剩，定义为对细节的歌颂并被细节填满。此外它的内部组织（符号含糊的过剩）和它在市场上的出现（不协调物品的激增，系列的堆积）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

媚俗的激增，是由工业备份、平民化导致的，在物品层次上，是由借自一切记录（过去的、新兴的、异国的、民间的、未来主义的）的截然不同的符号和“现成”符号的不断无序增加造成的；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现实中的基础，便是“大众文化”。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广大阶级的人们沿着社会等级发展，终于达到更高的地位并同时提出了文化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需要用符号来炫耀这一地位。在各个社会层次中，“新来的”一代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全副武装。因此，对公众的“庸俗”或那些想推销自己假货的工业家们的“无耻”策略进行指责是没有用的。还有即便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也不能解释像癌细胞一般扩散的“伪物品”公园。对此必定有一种需求，而这一需求是社会流动性的功能。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中是没有媚俗的：一个有限的奢侈品公园作为特权等级的特殊物资就足够了。同样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在古代还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相反，恰是在那些充满了社会流动性的大时代中，其他种类的物品才繁盛起来：正是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出现了矫饰之风和巴洛克风格，它们虽不是媚俗的直接前身，也已经表现了在一个社会压力和高等阶级相对混同的形势下，特殊物资的爆炸和扩散的趋势。但主要还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开始，在德国则是从“经济繁荣时代”（1870/1890）开始，在整个西方社会则是从19世纪末和大商场时代开始，各类小杂什才成为了物品的一个主要表现和商业最繁盛的一个分支。这个时代是没有终结的，而我们的社会，现在可能正处于其持续流动阶段。

媚俗显然对那稀缺、珍贵、唯一的物品（其生产本身也可以工业化）进行了重新估价。媚俗和“真实”物品，就这样根据一种如今总是处于变动和扩展之中的特殊物资的逻辑，双双地构筑了这个消费世界。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与此相对的是那些稀缺物品的最大独特品质，这是与它们的有限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与“美”并不相干：相干的是独特性，而这是一种社会学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物品都根据它们的统计学可支配性、它们受到的或多或少限制、像价值一样按等级划分的主体来进行分类。这一功能，时刻规定着特定社会范畴在特定社会结构状况下，通过特定物品或符号来表明自己与其他范畴的区别，确定自己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阶级对某特定符号的接触，迫使高等阶级通过其他数量有限的符号（这种数量的限制要么是由于它们的来源，如古代真品、油画；要么是由于受到了刻意限制，如豪华版书籍、特制小汽车）来与前者保持一定距离。在这种区分的逻辑中，媚俗永远不会改变：它的特性就在于其价值偏差和贫乏。这种微弱的化合价也是它无限倍增的原因之一。它在外延上倍增着，于是，在阶梯的上层，那些“阶级”物品则在品质上不断倍减并更新种类以使自己稀有化。

在这里，这种偏差的功能也是与其“美学”功能，或称反美学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和关于美以及独创性的美学相对，媚俗提出了其模拟美学：它在世界各地再生产那些比原件更大或更小的物品，仿制材料（仿大理石、塑料等），笨拙地仿效各种形式或胡乱地将它们组合起来，重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式样。就这一切而言，它与摆设在技术层面上是同质的：摆设同样也是技术的滑稽模仿、无用功能的赘生、缺乏实际操作意义的对功能的持续模拟。这种模拟美学是与社会赋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关的；这一功能便是，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3)；这是一种导致了物品亚文化的文化适应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