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总会争论我们是否应该设立更多免费电视台。经济学家认为，人们错误地混淆了两个议题：其一，电视台是否应该制作更多与政治有关的报道；其二，应该加重电视台的税赋。
如果目标是为候选人争取更多出现在电视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特殊税种，或者从电视台缴纳的税收中“购买”。当总统候选人占去一集《名人学徒》[5]（Celebrity Apprentice）的播出时间，它的社会成本就是放弃一集《名人学徒》。这项成本不管由公众、特殊税种支付者，或者电视台老板承担，道理都是一样的。
问题之一：“我们应该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唐纳德·特朗普[6]（Donald Trump）的表演吗？”问题之二：“应该由谁承担成本呢？”我们应该分开讨论。
当得知联邦政府为了维持高价，减缓出售10亿立方尺存量的国家氦储备时，经济学家十分困惑[7]。政府的确从民间获得了较多资金，它也从不缺少从民间获得资本的方式。为什么要采取一种全新机制，而它的主要作用仅是闲置宝贵资源呢？
经济学家对诱因导致的后果十分敏感。如果新的公民权利法案要求雇用25人或以上的公司支付更高成本，我们期待见到许多公司将员工规模控制在24人之内。我们对问题的对称性也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招聘员工时公民权利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而员工在选择雇主时却根本不遵循同样的法案？如果我拒绝一份工作，是否应该证明我的动机并非出自歧视呢？我们对演绎推理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选择伴侣时可以考虑种族因素，但招聘私人助理就不可以呢？[8]
经济学家对自愿交易获得的好处十分敏感。从前，航空公司由于超售机票总会“利诱”一部分乘客下机，正是经济学家建议他们如此做的。
经济学家对所有权十分敏感。非洲象濒临灭绝，正是一群经济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构想出“篝火计划”（CAMPFIREprogram），令村民拥有了非洲象的所有权，创造了保护它们的诱因。计划实行10年后，非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如果人们无法从劳动中获得应有的回报，立刻会引起经济学家的警觉。你可以花费数年时间用于技术创新，再看着竞争对手对它稍作改进，瞬间夺去你的市场。这么一来，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愿投入时间。作为结果，你既不会创新，也不会改进。讽刺的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补贴原创者，如果技术被人拿走，你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也可能是向原创者征税，这样你就可以少一些虎视眈眈的竞争者。
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电影结局的市场反应十分好奇。看电影的人对结局有两大诉求：他们希望结局大圆满，以及结局在情理之中。如果时机恰到好处，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悲剧。然而，以悲剧作结的电影在市场上实在太少了。
拍摄悲剧电影的导演需要承担短期损失的风险，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可能“很失望”，但长远而言一定有好处，因为观众对未来的电影卸下了防备。不幸的是，这些好处常令其他导演沾光，因为观众只记得谋杀犯有时真的会在地下室手刃英雄，却不记得这个情节具体出自哪位导演的电影。也许出于这种原因，没有导演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同行。
作为解决方法，导演可以十分显眼地打出自己的名号，这样观众就可能记得哪部电影的结局出人意料。但是，每当这位导演的名字出现，观众可能会不自觉地蒙上眼睛——或许，政府就应该补贴悲剧电影！
我有一位同事认为，不管你在网上买什么东西，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因为卖家根本不考虑回收成本。于是，我的同事试图通过向包装材料征税解决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至少由私人承包的垃圾搬运工（正如我生活社区的工人）根本不将它视作问题：垃圾搬运工可以凭喜好按重量或者体积向我收费，这么一来，我就会选择简易包装的产品，从而最终影响到我对卖家的选择。我的同事好心提醒，实际上，垃圾并不是按重量或者体积收费的。不管我的垃圾箱是空的还是满的，我每个月都支付固定的卫生费。这可能是因为根据每月垃圾量制定收费标准太费事。我的回应如下：如果这真的是个关键问题，垃圾搬运工一定会拿出解决方法——比如，每年花三天抽查我家的垃圾量，从而制定我每年的垃圾收费标准。我的同事又担心垃圾搬运工可能骗人，他可以抽查6次，但只汇报3次垃圾最多时的数据。
这位同事与我在包装材料征税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结论，正如我们共进午餐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大相径庭。然而，我们还是分享了许多共通之处。我们都认为，过度包装是问题，包装太过简易也是问题，不管哪种情况，都会造成浪费；我们都认为，运行良好的市场一定会导致最佳产出，而我们定义“最佳”的标准都是效率；我们都认为，如果有一方刻意隐藏信息或者合约未能履行，均会导致市场失灵。我的同事与我从不投票给相同的候选人，但我十分确信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与他的观点比其他99%跟我投出一样选票的选民更接近。
我们都以经济学家的方式理解世界，我们的身上也具有身为经济学家的性格缺陷——有时甚至对此沾沾自喜——总是不可避免地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转向政策分析。政策制定过程总是充满诱惑与危险的骗局，经济学家如果真的醉心其中，很容易成为它的牺牲品。每天午餐时间，我与我的同事们都沉迷于构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是一群冷淡寡情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主意在甜点还没端上桌时就已被彻底抛弃，仅有少数得以幸存。下一章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几个中肯的提议。
[1] “二战”期间，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负责制定了价格管制措施。我参加过几次相关讨论，试图评估将对同盟国造成何种程度的危害，衡量的标准是德国装甲师的数量。我们得出的结果十分庞大。
[2] 这并非针对问题的全盘分析。比如，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很可能与社会上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态度不同。我不确定是否找到了十分贴切的案例，但本章的讨论一定代表了经济学家刚开始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的切入点。
[3] 经济学家根本不属于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喝咖啡是浪费时间，我们自己也喝很多咖啡。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认为高质量的汽车比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
[4] 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和戴安·索耶（Diana Sawyer），两人为ABC世界新闻的主持人。——译者注
[5] 《名人学徒》是由美国NBC公司制作的真人秀节目，被称为“终极工作面试”。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曾参与节目制作。——译者注
[6] 写到这里时，作者大概并未料到，有一天，他不必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特朗普的表演，因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编者注
[7] 这绝对不是个笑话。美国的确有个国家氦储备公司（National Helium Reserves）。
[8] 当然，提出问题并不意味一定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只意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