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母们不用遗产来平均孩子们的收入，那么他们用遗产做什么呢？当父母按他们的想法分割财产时，他们所依据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家庭也会“劫富济贫”吗？
比喻就像耍把戏一样，常常通过欺骗的手段，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来看看一种常常出现的比喻：把社会比作一个大家庭（而做这个比喻的人或者他的亲信，常常是这个家庭的首领）。随后，做这个比喻的人就会喋喋不休地说，一个家庭，是不允许其中一个成员生活蒸蒸日上，而另一个却在艰难度日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比如一个涵盖更广泛的福利体系，或者一个更好的累进税制。
注意这种带修辞色彩的花招。当你们还在考虑社会是不是真的像一个大家庭时，我已经在暗地里考虑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事实”了：家庭会“取富济贫”。从遗愿和遗嘱来看，往往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大多数父母的财产，会平均分给他们的孩子，即便是有的孩子比其他孩子要富有得多。[1]遗产是在你最爱的人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大多数父母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利用税收制度在陌生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时，就几乎没有任何与家庭有关的因素了。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会说，与父母给予孩子们的其他礼物相比，遗产不是最重要的，这些礼物包括时间、关怀、教育，甚至还有现金。有时，这些礼物并不是十分平均地分配的。因此，这个聪明人认为，家庭的运作，也许仍然是像一个福利国家一样，即便遗产并不是用于转移支付的首选媒介。
那么，首选的媒介是什么呢？会是学校教育吗？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在你的孩子当中，你最想把谁送去上大学呢？是你最聪明的孩子，还是你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最聪明的孩子会充分利用这次教育机会，而你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则需要得到你尽可能多的帮助。即使你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把你的所有尽可能多地给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把那个聪明的孩子送去上大学，作为补偿，把遗产给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或者其他现金礼物）。这种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家庭的所有收入，使你的两个孩子都从你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益处。因此，即使父母非常想使孩子们的收益平均化，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而把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送去上一所更好的学校。好吧，如果不是学校教育，那么会是时间和关怀吗？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些礼物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小型家庭的孩子得到的时间和关怀更多，而且他们在学校也表现得更好。我有一个孩子，她一开始就比我邻居的两个孩子有优势得多，而那两个孩子又比我另外一个邻居的三个孩子有优势。
有一种很荒谬的理论说，家里的老大一般比他的弟弟妹妹要有成就得多。事实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比如我的女儿，是目前为止最有成就的。因为这样的孩子常常被算作家里的老大，这样就夸大了统计数字，使家里的老大看上去表现得更好。但是如果所有这些来自独生家庭、颇有成就的孩子被算作家里的老小，那么，就会是家里的老小看上去表现更好了。
在一个大家庭里，老大和老小在阅读与词汇测试方面都比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表现要好得多。也许这是因为老大和老小都有那么几年受到像一个独生子那样的待遇。
独生子的成就提示我们，时间和关怀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因为它们非常宝贵，父母常常把它们当作一种再分配的媒介，把更多的时间和关怀给那些没有多少天赋的孩子。但是，有许多理由让我们产生另外的一些疑问。首先，存在一种可能性，就好像教育一样，只有当时间和关怀被投到最有能力的孩子身上时，它们才是最宝贵的。其次，即使父母想把他们的时间和关怀转投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他们也常常很难完成，因为通常老大和老小会守株待兔一样地意外得到许多时间和关怀，不管他们是否特别需要。
因此，一般的惯例是，收入再分配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学校教育或关怀，而是通过遗产。如果父母想重新分配收入，他们应该运用遗产作为媒介。但是，好像很少有父母用遗产来进行再分配。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父母们并不认为重新分配收入是特别重要的事。
这里，可以做几轮辩论和再辩论。我已经指出，当人们平均分割他们的财产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拒绝一次重新分配收入的机会。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反驳说，平均分配财产就相当于对收入再分配的接受；如果父母真的不喜欢再分配，他们就会给他们较富裕的孩子留较大的一份遗产，以此来抵消累进税制给那个孩子带来的损失。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分析来解释这样的事实：关心总体税后遗产多少的父母，往往会给他们那些处于低税级的孩子留得更多，而父母们没有这么做的事实，就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不想进行再分配，即使税法会因为进行再分配而奖励他们。
无论怎样，美国政府在陌生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程度，比美国父母在自己孩子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程度要大得多。如果政治家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像一个家庭，他们首先应该使税制的累进程度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