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世纪，示巴女王[1]垄断了香料、没药[2]与乳香运往地中海的航道。以色列所罗门王威胁将冲击她的市场。据史料记载，“女王一行浩浩荡荡前往耶路撒冷，骆驼满载上乘的香料、黄金与珍贵的宝石”，打算与所罗门王展开一场谈判。28个世纪后，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认为：“从事相同交易的人们很少来往，甚至不会在一起打发消遣时光。因为他们一旦凑到一起肯定是背着公众搞些勾当，或者想方设法一同抬高价格。”——示巴女王的故事中，她与所罗门王合计的正是维持高价。
串通合谋的做法古来有之，稀松平常，如同性爱。实力强劲的双方相互勾结，根本不是令人意外的事。
在性爱与婚姻市场中，男性为博红颜一笑而相互竞争，如同女性为了男性的垂怜而你争我斗。[3]然而，男性角逐的方式与女性大相径庭，因为男性更倾向于追求数位伴侣。这种行为的根源部分与生物性有关，部分与社会状况有关（如果你每天都在制造精子，最佳策略就是到处“播种”；同样，如果你每年只有一次孕育生命的能力，最佳策略自然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位特定伴侣身上）。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适用这种模式——无论男性或女性，但它至少符合部分现实：女性总是寻求一位特定男性满足她的所有需求，而男性总是寻求各式女性满足他的同一种需求。
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国家，通常状况总是男性娶了数位妻子，而非一位女性同时嫁给数位男性。被睾丸素弄昏了头的男性也许会想象，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简直太美妙了，但如果梦想成真，迎面袭来的可能更多的是失望。如果一位男性迎娶4位太太，就意味着另外3位男性打了光棍。你可以改写婚姻法，但不可能废除算法的规则。
在现代美国主流社会，如果允许男性娶4位妻子，追求女性的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即使有男性胜出，也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女性则会变得更加幸运：她们将有更多追求者，每位追求者为了脱颖而出都会努力表现得更加细心与恭顺。约会时，很可能成了女性挑选餐厅，而男性只有买单的份。已婚男性由于担心妻子出轨也将承担起更多家务。[4]
如果一夫多妻制合法，也许绝大多数甚至全体女性还会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于是男男女女出双入对，看起来与现在没什么差别。但即使如此，世界也已经天翻地覆。现在，我的妻子与我争论今天该谁洗碗时，我们差不多是平等的。如果一夫多妻制合法，我的妻子可以暗示她正考虑转嫁给隔壁老王——于是我就只能闭嘴，最后落得一双长满老茧的家务手。婚姻中大大小小的争论，女性都将获得更多话语权：生几个孩子、住在哪个城市、谁做晚餐，以及每晚坐在电视机前谁可以控制遥控器。[5]
一夫多妻制国家中的男性如同对付顽固竞争者的香料商人。商人的解决方式是划分势力范围；很久以前，男性就采取过类似策略。受到习俗与法律的约束，男性串通后一致决定只将注意力放在一位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偷腥的事接二连三，但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
实际上，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是用来解释卡特尔现象[6]的经典案例。原本存在竞争关系的数家公司凑到一起，串通针对公众。说得明白一些，是串通针对消费者。它们一致决定为了维持产品高价，每家公司都必须限制产量，但高价诱发了作弊，于是每家公司都暗暗提高产量。卡特尔现象是违法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即便如此，违法行为依旧不胜枚举。
每本经济学课本都会反复提及这个故事，它十分合理地解释了婚恋市场上男性所扮演的角色。起初，男性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于是他们凑到一起串通对抗他们的“客户”——将与他们走向婚姻殿堂的女性。大家一致决定收敛拈花惹草的天性，从而提高男性整体竞争力，但竞争力提高诱发了作弊，于是男性都暗暗四处献殷勤。婚姻中的出轨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即便如此，偷腥行为依旧屡见不鲜。[7]
过去3000年来，卡特尔几乎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在形式上却更为狡猾。当人们发现“统一助学金联盟”[8]串通在维持学费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提供奖学金时，它们的辩护十分具有创意：联盟声称它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资优生在挑选学校时过分倚重奖学金因素。如果大型汽车公司串通抬高价格，可能不会想到使用这种方法为自己辩护——它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优质客户在挑选汽车时过分倚重价格因素——真是相当“崇高”的理由！
然而，正如“统一助学金联盟”道貌岸然地坚称它们完全是出于好意，男性也没有就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提出异议，声称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女性。然而，禁止男性与超过一名女性结婚的法律，在原理上与禁止一家公司雇用超过一位员工的法律没有差别。试想如果执行相关法律，公司声称这是保护员工，谁会相信他们呢？
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存在制裁机制，竞争市场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尝试串通。比如，婚姻市场中的竞争者并非只限男性。男性会串通对付女性，女性也会串通对付男性。几家公司研发出一种创新技术，但改善产品的成本很高，出于利润上的考虑，它们可能会串通一气推迟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卡特尔如果想要生存，必须通过禁止创新的法律，于是它们才会下重金为相关法律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