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最大热情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理解世界，尽管人类心中都暗藏改善身边境况的愿景。随意拦下一位经济学家，你就会发现一位改革派。
经济学家认为，政策是钳制，却不乏美妙之处，我们埋首其中，正如你沉溺于热巧克力奶油圣代或者粗俗的风流韵事。你难以抵挡它们的诱惑，在畸形的乐趣中难以自拔，却对落入相同陷阱的同伴嗤之以鼻；而我们总认为不值得在政策上浪费注意力，却在强调此观点时已经花费了大把精力。
经济学家无论对问题持有什么立场，你总能找到他们的一些相似之处。我们总是强调诱因的重要性、交易的好处，以及产权得到法律保护是一种良性的力量。我们认为，完美运行的市场能获得最有效的产出，以及会本能地通过完善市场来调节更有效的产出。
听闻国家将补贴航空业，因为研发的设备可以运用到军事上，经济学家往往对此持保留态度。通常而言，企业家如同政府官员，都能十分准确地预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未来5年中有三成机会爆发战争，就有三成机会值得拥有一家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工厂。为什么它不能提供足够的诱因令工厂继续运作呢？
当然，如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五成而非三成，就会有更多生产武器的工厂。如果政府足够明智，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态度，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高，就不必投入太多防卫资源。
然而，如果投资者认为政府会依循历史先例，在战时施行价格管制，上述诱因就无法发挥作用。[1]我们关心军事装备，问题并非出于对市场干预过少（比如以补贴的形式），而是干预过多（比如以管制的方式）。完善军事装备的最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修宪确保不施行价格管制。[2]
暂且不论对错，每当有学者抱怨美国汽车的质量，经济学家往往不明白他们在烦恼什么。不管怎样，一个国家总需要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为什么美国不可以呢？
在价格—质量谱系中，市场对汽车的需求大相径庭。成功占领高端市场并不光荣，成功占领低端市场也不丢人。作为个人，我更倾向于经营像沃尔玛一样的连锁超市，而非经营一家精品服装店。
质量无须与利润挂钩，提高质量，就需要投入巨大成本。有些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质量高的产品——制造成本相对较高；有些消费者不愿意多付钱，产品质量一般就可以满足——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论你满足了哪个市场的需求，都值得骄傲。
美国汽车的质量也许高于或不及它的国外竞争者，但背后必定存在合理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各种产品都能挖掘到利润空间。至于产品各自在哪里生产根本不重要。出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美国孕育出一批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人设计低端汽车是因为整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将精力花在了其他更具生产力的地方——美国的汽车质量糟糕是因为美国的生物工程技术世界领先；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普遍比他们的国外同行富裕。大家都只是为了一份工作，于是，他们就不愿付出更多努力了。通过钱袋子来调整你的优先选项很常见，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通过观察，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牺牲质量压低成本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美国的制造业牺牲了质量却没能降低成本：生产一辆美国豪华汽车花费的时间相当于生产一辆豪华日本汽车，但后者的质量更有保障。因此，我可以给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其一，工作时间不是衡量成本的最好标准。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1小时的生产量不如他的东京同行，可能因为底特律明智地减少了工人培训时间，或者各道工序采用的设计方法不同。
其二，所谓的工作时长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的时间。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每小时花15分钟喝咖啡，那么他制造一辆美国汽车的时间其实为45分钟，工作时长并未能反映出真实情况。[3]
经济学家与普通人不同，不会轻易陷入绝望，因为他们总能从交易中发现好处。一种产品在底特律生产，另一种产品在东京生产。不论你买福特嘉年华还是雷克萨斯460，汽车的产地并不重要。通过交易，我们不再需要将消费选择与生产选择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制造廉价汽车但驾驶豪华汽车，只要我们制造的廉价汽车能够带来利润。
ABC世界新闻（ABCWorld News）播出“文盲问题”系列片时，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有文盲很难说是好事，但不意味我们的社会文盲太多。培养读写能力需要花费巨大成本，对人口中不情愿接受教育的人花费的成本更高。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对读写项目的额外投入是否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
你也许会想，总在唉声叹气的学者有义务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但ABC世界新闻的评论者没有一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义务。如果他们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就可以继续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文盲太多而不是太少。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会选择采用效率的标准：
我们应该鼓励培养读写能力，直到额外成本超出额外收益。如果记者不认同这种标准，没有问题，但他至少应该提出自己的那套。
如果效率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也许应该假设现在的文盲率正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能够获得很多好处，比如更高的报酬，或者高于查尔斯·吉布森与戴安·索耶[4]的自我修养。那些好处足以提供丰富的诱因，令你投资成本合理的自我提升项目。
现在，我们就很容易使用不同方式驳斥以下观点。你可以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投票时更明智（尽管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研究得出相关结论）；你可以认为，利他精神比自私自利更高贵；你也可以认为，同事的高学历能够提升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等等。事实究竟如何？它们正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议题。但迄今为止，结果参差不齐。可能没有文化的人——出于他们的无知，无法看到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做出了不明智的决定，而精心规划的读写教育能够有效改变这种状况；也可能人们不愿接受教育，恰恰因为社会福利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调查我们国家是否面临读写能力不足的问题，ABC世界新闻首先应该问，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必须干扰市场自身达到的有效平衡？如果存在，我们就需要采取非市场主导的补救方法，这才进入整个问题面临的难题：
我们如何得知补救方法是否过度？我们如何衡量读写能力的好处？如何衡量培养这种能力的投入？如何判定当下状况是不足还是过度？这才是核心问题。但是，ABC新闻对此只字不提。如果这些新闻工作者是文化人，念那么多书究竟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