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是一个总部位于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在85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它在柏林的办事处有40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600万欧元的项目基金。这些基金大部分来自欧洲各国政府及发展机构，同时也有私人基金会的捐助。透明国际为其分支机构提供信息、培训、支持以及战略，同时它也出席国际反腐论坛。前世界银行官员彼得·艾根率领一小群人在1993年创建了透明国际。肯尼亚发展项目中官僚腐败现象猖獗，而发展机构却无力改善这种状况，这些都惹恼了艾根。透明国际的核心创始人是一小群心怀不满的律师、外交家以及发展专家。他们对见不得人的国际商业交易和腐败的发展项目很不满意。今天，透明国际已经在参与全球反腐斗争的非政府组织中取得了垄断地位。从核心的创始人以及最早的分会（肯尼亚、孟加拉国、美国、英国、德国和厄瓜多尔），透明国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在各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并且是反腐以及公共部门问责制领域内非政府组织中的关键力量。透明国际往往是政府或政府间合作论坛上唯一的民间组织代表。它是腐败研究以及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培训的主要参照点。
多年来，在其董事会（包括律师、前外交官、记者和援助官员）的影响下，透明国际发起了各种倡议以促进反腐运动，通过散发各语种的宣传资料来支持分支机构自己的项目并与各发展机构分享了其反腐政策的制定过程。
透明国际促进的重大项目包括：《腐败资料》，一本为打击腐败而详述了各种腐败实践与措施的书；《全球腐败报告》，一份记述世界各地腐败实践及腐败部门的年度报告；《反腐战士工具包》，一份非政府组织用来在各国打击腐败的方法目录。
主要由杰里米·蒲伯在伦敦办公室发展起来的国家廉政体系将腐败看作是由于立法不健全、机构效率低下、缺乏监管与控制，由于公众的漠然态度所造成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同样的，构建廉政战略则意味着要从所有这些方面入手：制定新法律、设立负责任的机构、进行公务员培训、在政府内部建立“廉政岛屿”、在政府部门间订立“廉政公约”以确保在采购与管理上没有非法行为、为私营部门设计行为守则，以及开展各种运动以建立一种诚实的公共文化。公民社会、法治以及拥有出版自由权的出版社这三者是这样一项战略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该战略若是成功，就能与某些部门或是政府机关签订廉政公约，促使他们诚实行事。有了透明国际提供的专门知识，各国政府就能在它的鼓舞下发展反腐战略和行动计划，并调动全部有关人员参与反腐斗争。
虽然透明国际的任务是协助打击腐败，它最成功的公关工具，它的“品牌”，是腐败感知指数（CPI）[5]。每年秋天，透明国际根据各种指标以及民意调查颁布清廉指数，并按照各国的腐败程度对他们进行排名。一般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北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被评为最清廉国家，而后是某些远东国家和中欧，接着是位于拉丁美洲、亚洲、中亚，以及非洲中或更贫或更富的一些国家。排名垫底的是西非、中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因为腐败极难衡量，而且清廉指数是一种感知上的指数，它的数据库尽力详细地解释了腐败感知在事实上反映腐败行为的方式，它年复一年地在国家间进行比较，并对排名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某些特定国家或地区，腐败状况或是好转或是恶化了。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公布清廉指数是一件重大新闻事件。排名靠后国家的政客们会引用这一指数来证明现任政党应该下台。现在清廉指数的成功已经衍生出了新的指数，比如行贿指数（BPI）。
透明国际现已有100家分支机构（正式成员、预备成员、重点关注成员）。为避免卷入当地政治之中，当地机构不应投身于本地腐败案件的调查，而应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与更为激进的国际特赦组织或是人权观察组织这种往往很高调，并采用对抗性策略的机构区分开来。此外，透明国际不允许其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从事咨询活动或竞投合约。它们可以配合其他组织制定方案，但与其他职业性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它们不会参与合同投标或为自己的服务收费。对很多经济状况阴晴不定的地方分支机构而言，最后一项政策给它们出了一道难题。
透明国际在柏林的工作人员为各分支机构提供材料及能力建设。他们负责组织半年一次的反腐会议，并承担了为各国政府或基金会提供各种咨询的任务（尽管透明国际坚决反对竞标咨询合同）。在透明国际自己的理解中，国家级分会“是各个机构的所有者”。国家级分会处理贿赂、渎职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职权，各分会针对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从一个机构开始，它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全球运动”。
透明国际的成功在于它所谓的“联盟策略”。在这里，透明国际已经跨越了利益组织与全球运动之间的界限。鲜有非政府组织敢夸耀自己在全天会议上对世界银行进行了培训，但透明国际却可以。因此透明国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将其精英创始人的全球项目与当地组织的具体需求匹配起来。此外，透明国际的筹款并不总能满足其分会更为急切的需求。由于种种原因，2003年它的得到资金减少。
由于资金有限，地方组织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它们四处寻求支持，另一方面中央办公室相对昂贵的运营成本使得透明国际无法支撑各国分会的资金需求，但同时又不允许它们竞标利润丰厚的咨询合同。
透明国际现在已经克服了自己成长的烦恼，并且连同周末培训与前景规划一道，发展出了自身的战略规划文化。在国际反腐大会前，它在首尔举行了年度会议。与会的120名会员按照前景规划被分在了不同小组。现在的问题是，透明国际到底应该发展成一个咨询组织，一个激进组织，还是一个利益集团网络。
年会上产生的第二项冲突与最初的活跃成员与新兴的国家会员间的角色对立有关。一场大争论之后，组织章程现已进行了修订，现在分会掌握了控制权。
第三种主要变化是彼得·艾根监护下的透明国际柏林办公室与杰里米·蒲伯挑头的伦敦研究及创新中心间的分裂。透明国际的联合创始人蒲伯，开发了透明国际主要的项目工具之一，国家廉政体系。其拆分后，伦敦办事处仍然保留，但蒲伯和他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加尔通则离开透明国际，开创了廉政行动，一个以“通过协助建设并改造机构及实践来协助打击腐败”为使命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认为，腐败战斗现在必须超越公约与议定书。现在是采取行动、拿出方案和使用工具的时刻。自透明国际成立以来加尔通就是它的一员，而且透明国际的研究小组也是他组织起来的，因此他对清廉指数提出了批评。
透明国际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所有主要国际捐助者及捐助组织关系良好。虽然艾根对世界银行拒绝参与反腐的行为极为厌恶，并因而辞职，世界银行仍旧成为透明国际的赞助人，并聘请艾根和蒲伯为顾问，助其制定反腐战略。
现今，透明国际关注的是确保反腐条款被写入所有国际援助文档或是有组织犯罪的协议中。透明国际的印记出现在了好几个反腐文件中，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主要政府或政府间倡议能完全撇开透明国际。这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目前，透明国际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在西方国家的国际企业与私营部门内建立起行为守则。透明国际一直专注国际援助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却倾向于忽视自家后院发生的腐败行为，彼时，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丑闻都不容小觑。安然丑闻之后，透明国际开始试图将其对腐败的工作定义由“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延伸到“滥用被委托的权力谋取私利”。定义内涵的扩大使它更有必要形成基础广泛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透明国际专注的重点）间的联盟。现在各地分支机构对腐败的定义也已扩大。例如，透明国际丹麦分会最近从其规定中取消了腐败定义，断定它妨碍了他们的工作。现在透明国际如何定义腐败，它就是什么。
透明国际利用他人捐赠的资金来进行各项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单位。项目文化的出发点在于脱离国际优先事项及主要捐助者。透明国际本身就是架设在捐助者优先事项与地方组织间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腐是项目生命的最新表现方式。项目的生命是资源，而透明国际–柏林则是资源交易的票据清算所。
透明国际的战略是通过大规模短期项目来实现的。与其他项目一样，反腐需要将资源——金钱和理念——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中。当争端变成活动及金钱的附属品时，就会出现项目化，而且项目化是各种国际民主促进运动中的共同活动。在巴尔干地区，腐败的社会正从内战中得到恢复，西方/欧盟的援助大规模输入。在这里，与其他发展现状类似，项目型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种项目型社会逐渐变得根深蒂固的过程中，反腐主义是对它的最新影响。那么，什么是项目型社会？
项目型社会需要一种特殊活动：带预算及时间安排的短期活动。从表面上看，项目最终总是被政策所取代，但实际上，它通常是被另一个项目所顶替。
项目型社会需要一种始于寻找捐助者、鉴定方案、评估、选择实施伙伴，再到拨付资金、监管、评价，以及最后转向下一个项目的特殊结构。项目型社会以一种有组织的，有时是官僚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没有哪个项目不需要经历项目申请、等候期、初步评估，以及随后的监察及会计程序这种过程。项目型社会的实践要求设定一种特殊语言，可以起到与斯大林主义的木制语言[6]类似的作用。传授知识被称为“培训”。向所选干部传授知识是“培训教员”或TOT。在某事上渐入佳境被称为“能力建设”。能说出你想要做什么就是“宗旨声明”。当我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谈论“透明”。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就叫“建立关系网”。找出谁将是受益者是“利益相关者分析”。寻求到资金被称为“募捐”。确保这笔钱没有被浪费叫做“捐助者协调”。这笔钱耗尽之后仍能生存下来就是“可持续性”。不关心项目结果的出资人患上了“捐助疲劳”。把钱投到其他地方是“退出战略”。找不到受捐者被称为“吸收问题”。捐助者过多，而受捐者却不足时，就有了“捐助限制”。要加入这个项目世界，就要了解那些能够奇迹般生出钱的最新关键词和概念是什么：这一年是“赋权”，下一年变成了“善治”，现在又冒出了“创收”，不过，可不要忘了“非法交易”以及现在的“反腐”。在这背后是无处不在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可以展开合作，或者，如果合伙人没有履行其义务的话，就能迅速终止合作关系。反腐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唤起意识”来动员民间团体，或是通过“能力建设”来加强组织效能。能力建设可能会涉及人、组织或机构。反腐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不仅可以提供服务，而且也能开展“宣传”，即影响决策者的非政府组织。在试图帮助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摆脱腐败的过程中，它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资金类别，“反腐”。全球美德的胜利是在几乎每个主要援助项目中都设立了反腐预算线。这个预算类别实在很新，以至于2003年，一个在科索沃进行的非政府组织反腐项目因未能收到足够多的项目申请而无法安置这一类别的项目，而其他领域的竞争则甚为激烈。
项目型社会，在其反腐变体中，与稀缺资源的交易有关：资金、知识、人以及概念的交易。项目寿命就是人们用这些资源做什么。这是一个重视最抽象知识的世界。因此，那些操控象征与概念的人能在资源分配的链条中占据战略性地位（他们变得和捐助者以及方案一样重要，而实际上后者才是真正在帮助遇到具体问题的人们）。项目经理是启动并使用包括“治理”“透明”和“问责制”等概念的企业家。因此，透明国际–柏林在这个网络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能够发现、调停并转变这些概念。
“反腐社区”带给巴尔干的正是这样的项目世界，而渗透到一组特定巴尔干项目的经理、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当地合作伙伴”或“对口单位”中的也是这一世界的实践与理念。这就是创建全球“反腐社区”的过程。
随着反腐逐渐渗透进巴尔干地区，资源机会主义也会出现。将会涌现大量反腐项目。不过，这些能否真正减少腐败？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项目是全球运动活动中的一部分。但它们也是非政府组织借以表明自己具有专业性，同时赢得尊敬、获取资源及主要捐助者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透明国际已经获得了成功。它的专家与说客们想方设法影响主要发展机构、各国政府及私营部门。同时他们也联合这些资源建立起联盟。在透明国际所有的集会上，一贯都会出现一些声音，警告大家新自由主义及不受限的公司权力带来的危险，但就是这些公司的代表在会上大谈商业伦理和行为守则。这种与全球资本主义精英间相当密切的关系往往只限于透明国际驻柏林办事处，并能以公关的形式为这些私营企业带来利益。私营企业及发展机构觉得和位于第三世界或东欧的透明国际小分会打交道没什么油水可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