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年就会举办两次重要的反腐活动。一次是全球反腐论坛。这是各国政府代表、代表团以及专家探讨反腐政策的盛会。全球论坛相对封闭，只有政府代表以及收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另一次是国际反腐大会，面向包括基层机构在内的所有对反腐合作感兴趣的人。
在全球论坛结束约5个月后，第10届国际反腐大会于2001年10月在布拉格举行。国际反腐大会被视为一次基层会议，透明国际相当于它的秘书处。大会的1 300名自费参与者来自133个国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的发展援助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北方及南方非政府组织[2]等在内的主要国际参与者也都派代表参会。会议的主题是“共同反腐：制定战略、评估影响、改革腐败机构”。
这次的反腐大会是一次盛事。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布拉格城堡做了开幕致辞，会议邀请了各界人士，设立了安检，并有西装革履的服务生为大会服务。主要国际机构以及发展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出版商在国际会议中心设立了展位。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法国检察官伊娃·朱莉在会上获奖以及无数的政府部长及官员包括中国代表，都在会上做了演讲。凸显这次会议重要性的是它的准入条件：会议为期三天，而会务费不低于890美元。我习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缴纳会务费，而当我向另一个参会者表达不满时，这位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若无其事地说：“这没什么。参加警察会议的话，一天要交500美元。”基层因素也就是如此了。
与会者的会议文档袋中，除了一份关于200场陈述的安排之外，还有一张在布拉格举办的“反腐艺术”展的门票以及一只塑料口哨，象征着会议的主题之一：保护揭露腐败的“检举人”[3]
。政府官员、援助专家、律师以及活动人士向专家组提交的论文涉及面颇广，涵盖援助项目中的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非政府组织内的腐败、反腐立法、议会监督、媒体作用，以及私营部门中的伦理等问题。由于爆出安然和安达信丑闻，私营部门的监管成了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各种区域专题则侧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及非洲的腐败问题。还有少数一些是讲世界银行专家如何运作“政府俘获”这个概念，以及透明国际工作人员详述清廉指数等有关腐败的研究。
在会议面向活动人士的小组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建立联盟”，这里理解为与权力机构建立务实合作。建立联盟被视作对抗的对立面。腐败也许与市场改革有关，但反腐活动不应与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相挂钩。反腐非政府组织必须变得更加专业。因此，会议的声明解释说：
我们的联盟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在过去几届会议中，联盟的规模与实力都在不断增长。我们致力于为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以及国际机构建立透明化及问责制的全球标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改善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穷人的福利做贡献，并将这些标准视为使法制支持下的社会正义达到可接受程度的基石。我们必须鼓励他人欣然接受透明化与问责制，但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做法也符合这些标准。
来自生态政策小组的一位成员提到，他们在与“世行”的“吉姆”进行的定期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吉姆曾保证反腐会被摆在世界银行议程的首位。这证明职业化取代行动主义的倾向出现了。外行人可能不知道，吉姆就是和蔼可亲的世界银行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当他们可以对着代表全球资本主义象征的主要人物直呼其名时，由此可以推测，这类组织已经从基层开始向前发展了多远。
会议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其道德氛围。大多数与会者来到布拉格，不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取有关反腐策略的知识或了解项目信息，而且因为他们在真正致力于根除腐败。某些北美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尤其如此。他们把反腐活动当成自己的业余爱好。道德方面也体现在一些出人意料的混合讨论组中，参与组内讨论的有力拓矿业集团的“道德官”、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一名副主席、非政府组织全球目击者组织的一位活动人士（他曾成功促使政府颁布针对“冲突钻石”[4]的禁令）、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等各色行动者。这些人反腐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腐败损害了人民或商业的利益，而且也是因为腐败是“坏的”，仅此而已。
对透明国际来说，布拉格反腐会议是一次巨大的公共关系上的成功。每次全体会议的间隙，各方代表都会真诚地感谢透明国际董事长彼得·艾根，并为其热烈鼓掌。像其他全体会议的发言者一样，艾根强调联盟建设必不可少，打击腐败并不只是政府的活动，而且需要国际机构的配合，这样才能与腐败的全球性质做抗争（打击腐败需要国际工商业界的支持；反腐需要发展援助机构及非政府发展组织继续维持标准，以确保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不弄虚作假；最后，来自民间团体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反腐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责任。
在讨论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带的“限制条款”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条款时，会上也同样出现了紧张的气氛。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把反腐看作是有效管制那些接受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策略。世行的结构化调整方案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与众多讨论发展的集会一样，这次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捐助者”应该做什么（腐败因他们而起以及利用合同中饱私囊的第三世界当地政客只是冰山一角等问题）。
第10届国际反腐大会结束19个月后，在首尔召开了为期四天的第11届大会。过去几年中，韩国一直在进行重大的腐败清理运动，它显然想在会上展示包括反腐倡议在内的韩国新面貌。虽然这次大会被当作是基层集会来推广，但800美元的会务费依然很高昂。高额的差旅费让人望而却步，再加上“非典”的影响，很多东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并没有出席。大约1000名代表中，有200位来自韩国本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英裔美国人以及西欧人（不过没有法国人）。
尽管如此，首尔会议仍是一个里程碑，因为紧接着就召开了发展更成熟的全球论坛。只有政府代表与专家才能参与其中。会前约有120名代表参加了透明国际的会员大会。绝大多数非政府参与者都与透明国际有联系。
与布拉格的会议一样，首尔会议的与会者受邀参加了由政府出资在一个盛大会议中心召开的精心筹备的开幕式以及由韩国司法部与首尔市主办的文化之夜等活动。第11届会议的主题是“不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而会议重点再次落在了例如私营部门治理、公共部门管理、民间团体的作用、国际腐败、腐败衡量以及道德建设等主题上。作为伦理方面的象征，组委会邀请到了全球伦理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神学家孔汉思，来致开幕辞。韩国总理，前透明国际的活动人士，也在开幕式上致辞。与布拉格会议一样，反腐活动人士的核心是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欧洲人。安然丑闻曝光后，大会把企业腐败也列入了讨论重点。腐败一词之前一直用在贪污的公务员身上，但现在它可以指滥用包括董事会决策权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受委托的权力”。
与布拉格会议一样，首尔会议是透明国际在组织能力方面的胜利，同时也是董事彼得·艾根的胜利，人们处处都在赞美他。透明国际在会上设立了一个很大的陈列厅，用来展示它的反腐门户与数据库CORIS。通过许多来自柏林及伦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额外的一些由透明国际支付其差旅费的各国分支机构负责人，人们都能感受到透明国际的存在。彼得·艾根几乎站上了所有重要仪式的领奖台。
国际会议起到了提供信息渠道、建立网络建设论坛以及举办团结仪式的作用。一些反腐会议，如全球论坛和反腐首脑会议（2000年在阿灵顿举行），是封闭式的会议。另一些，像国际反腐大会等，则以议题为中心，向所有人开放，因此把不同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以及积极人士聚到了一起。不同于传统学术会议的参会者，这类会议的与会者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以标志自己的成员身份。他们支付（或是他们所在政府为其支付）一定费用之后就能参会。举办会议并不是一个机构最重要的目的，而是要为推动一场“运动”提供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捐助者、活动家以及官员被召集到一起。然而，“运动”的掌舵人仍然是透明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