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腐
作为公开性、尊严斗争、透明度及问责制等一般浪潮的一部分，反腐运动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话语、行动者及一套做法。“反腐”一词在谷歌中的点击率从2003年初的11.5万次增加到现在的40万次，但仍远低于“人权”640万的点击率。这证明，反腐浪潮已经到来。尽管如此，目前存在几个由资金充裕的非政府组织和公司运行的“反腐网关”。政府间组织、世界会议、反腐门户网站、世界银行办事处、政府报告及非政府组织项目都在致力打击腐败。发展机构撰写了“援助回忆录”，市面上出现了针对政府官员的反腐培训课程，英国大学甚至可以授予“欺诈研究”的硕士学位。总之，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腐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
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这个“世界”可能等同于布尔迪厄所指的“领域”。它涉及一系列行事受到各种结构性因素制约的行动者。他们试图控制或调拨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独特的术语、行话以及修辞，它因遵守某些法律、经济及道德的规范而具有吸引力。反腐世界有自己的仪式活动、基本的神话故事以及自己的民间传说，这是35年前默达尔提出的“腐败民俗”的一种镜像。
反腐不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谈以及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它也能为野心勃勃的政客或是前军方领袖搭建一个政治平台，帮助他们“清理”政府。反腐总是大多数军事政变的一部分，也被作为善政修辞的一部分，强制性的反腐方案现在是大多数外国援助合作协定中的一项必备条款。
在反腐世界中，通常纷争不休的各个行为者能一起参与到同一场道德改革运动中。大型私营公司及政府机构开展了反腐运动（反腐会议聚集了各类活动家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反腐“运动”不断增长）。透明国际的国际游说得到了近百个地方分支机构以及热忱的当地活动家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反腐措施成了新闻头条。所有的腐败丑闻不仅都能见诸各大报刊，而且还会对政客施压，要求其“采取相应对策”。
既然反腐业已成为一个“世界”，它也经得起按照大致客观的标准进行跨国间的比较。因而也兴起了一个测量腐败的新行业，专门负责编制行贿者指数、不透明度指数以及“政府俘获”指数等。就重要性而言，所有这些指数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面前都黯然失色。
因为腐败不仅与个人战略及机遇相联系，而且与针对价值体系及法律准则的操作有关联，所以反腐话语也以道德与法律间的联系为轴心。反腐倡廉因此被视为是政府、私营部门以及民间团体间多管齐下，为改变机构、通过新立法、严厉打击不诚实官员、提高公民意识所做的努力。反腐是经济开放度、政治意愿以及道义上的承诺。正如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社会中腐败的各种形式一样，我们也可以比较反腐的不同形式。
在反腐的道德氛围中有英雄、恶棍和无辜的受害者。那些揭露腐败罪行或打击滥用职权行为的“廉政先锋”是英雄。他们也许是记者、律师或是社区领袖。挪威检察官伊娃·朱莉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她协助揭发了巴黎官员在法国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另一位英雄是彼得·艾根，透明国际创始人中最杰出的一位。艾根之前是世界银行在非洲的专家，他一直在不懈努力，试图将透明国际打造成非政府反腐组织中的领军人物。艾根绝不是一个基层活动家，但通过环游世界、传播反腐讯息，他鼓舞当地活动家揭露政府或警方滥用职权的行径，同时也建设起了全球反腐社区。
反腐故事中的反派则是贪官或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人。他们不仅收取别人偶尔进贡的财物，而且还系统地掠夺人民的财富。这些重量级恶棍的背后都有懒散的拒绝制定或执行反腐立法的官员为其撑腰。助长其气焰的还有部分官僚及外国捐助机构。他们对诚实没有强烈的诉求，或是监管捐赠资金的方式不够有效。正如透明国际的活动人士所经常指出的，在成熟的话语中，对腐败的讨论曾是禁忌。捐助者指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窃取其援助款，但却被认为是干涉了这些国家的内政，甚至是种族主义行为。
最后，反腐大戏中还有倒霉的受害者：遇到反应迟钝的官僚的普通的公民：必须贿赂律师或法官的委托人，必须给护士塞红包的病人，必须向老师行贿的学生，不受腐败警察保护的妇女儿童等。在反腐社区的眼里，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腐败是“民主的对立面”，“腐败是对穷人的重税”等）。
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反腐话语与其他有关人权、妇女权利、民主、环境保护、文化自决权等的全球话语十分类似。然而，在后面所有这些话语中，都存在着法律、政治以及哲学上的问题，其中的利益都能明确界定：例如，女权主义倡导者就必须与那种女性必须屈从于家庭或是男性统治的“文化传统”作斗争。人权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就是，它必须与不得干涉别国内政或是干预个人与集体的文化理解这种信条相抗争。环境保护政策总是必须处理介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合法利益与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之间的矛盾。腐败与反腐之间不存在这种“平衡”。没有反腐倡导者需要动员人们去反对“腐败游说”。没有公开确定的既得利益可以供人争抢。没有“亲腐败势力”。尽管有大量针对腐败的成因及后果的研究，却鲜有人反思过如何对反腐进行研究。
反腐研究议程有别于对反腐策略或是措施的说明。反腐研究可能包含以下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群体/机构会参与到“反腐斗争”中？腐败在什么程度上被视作一个法律、经济、道德或政治问题？在公众与政策话语中，何种定义占据主导地位？与简单的面子工程，即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十分恰当相比，反腐实施到何种程度才算得上是有效行动，即做得恰当？社会中哪些既是非正式组织也是利益组织的团体会动员人们反腐？哪些政治派别把反腐当成自己的平台？他们是怎么做的？谁指责谁腐败？这样的指控对有关各方以及全体社会而言，会产生何种影响？何时谈论腐败是忌讳，何时又是一种义务？与为获取机构资源以及国际捐助者的赠款而把反腐当作一种竞争手段相比，反腐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所有反腐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反腐的世界不是独立的。在这个世界里，参与者们奋力扩大自身影响。受影响者包括像世界银行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类大型的国际捐助机构、按联合国全球契约这类规则行事的国际商界，以及被迫颁布针对私营部门和公务员的更为严格的法律及法规的当地政界人士。反腐活动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不同机构都“参与进来”，这样便可以孤立腐败的政客或是不负责任的公司，让他们出于羞愧而改善自己的治理方式。全球公民社会所使用的术语，也是反腐运动使用的术语。当中就涉及“建立联盟”，对强大机构施加压力。其中最为成功的联盟建设者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的成功就在于，尽管参与者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差异，它还是能够调动他们来实现一个共同的使命。通过挑战并使自己适应其他参与者，透明国际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