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80年代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大致把1978年至1992年间的时期称作“漫长的80年代”。在这段时期，巴勒莫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一个主要中转站。地下提炼厂就设在了这里，在随后几年内，西西里每年能制造4吨至5吨纯海洛因，年利润达到6亿美元，满足了美国市场大约30%的毒品需求。
早在20世纪60年代，黑手党各派就因相互争夺城市领地的控制权而爆发武力冲突（但此时，冲突进一步加剧）。1979年至1983年间，在争夺市内新机会及毒品的争斗中，一个叫科莱奥内西（因为他们最初来自内陆城市科莱奥内）的黑手党组织表现得尤为咄咄逼人，并最终发动了叛乱。科莱奥内西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巴勒莫的战后房地产和建筑热潮之外——城市周边所有的黑手党团伙（cosche）都已经开始蚕食这一领域——他们初入一开始由巴勒莫“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领域，但却被人轻视，科莱奥内西也因此觉得忧虑。他们没有征询巴勒莫组织的许可就实施了一系列索取赎金的绑架案，破坏了黑手党自己的规矩。被绑架的不仅有富人，而且还有几个与黑手党大佬结盟的建筑公司经理。
科莱奥内西在崛起过程中暗杀了一连串的黑手党大佬。更胆大妄为的是，15名警官、地方治安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惨遭毒手。1992年他们组织了残暴的爆炸袭击，杀害了两位最重要的反黑手党检察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发生在罗马与佛罗伦萨的两起针对艺术纪念碑的爆炸案，与在米兰的一系列爆炸案一样，也被认为是他们干的。为了应对科莱奥内的挑衅，反黑手党运动在80年代与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同时警察也对其进行了司法打压。
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贩毒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反黑手党行动（很容易就能买到大受欢迎的安第斯可卡因）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毒贩越来越倾向于在罂粟产地处理毒品，这些都使他们地位下降，收益减少。尽管如此，科莱奥内西还是能够依靠资本原始积累将一些新的建筑公司资本化，从而开启了在战后管理巴勒莫建筑业及地区经济的野心。更为严重的是，意大利反黑手党局的证据显示，公共工程成了重新投资毒品收益的特许领域。在这一行，全球已经成为“企业界进行完全控制的重要内部条件”。
过去，每个黑手党团伙可以自由向在其领地内工作的承包商收取佣金，但现在，科莱奥内西将所有地区的这类关系都收入自己囊中。他们收买了富有商人安杰洛·赛尼来担当协调员。赛尼（媒体称之为黑手党的“工程部长”）是这些大佬与当地商会、政客及负责再拍卖时分配竞价的公务员之间的桥梁。一般来说，工程建设区域的团伙可以收取2%到3%的佣金，并能自主选择二级承包商、供应商与临时工——如有必要的话，还会通过勒索信或武器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赛尼“操控”了哪家公司能以何种顺序何种条款赢得合约。他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奖赏，扩大了黑手党“照顾人民”的名声。
尽管起因和结果不同，杨斯顿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80年代”。作为一座中西部的钢铁城市，它的危机发生在1977年至1979年间。尽管工人和市民努力拖延，想让工厂继续运转下去，可还是没能阻止钢厂大量倒闭。工厂主声称，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美国的钢铁制造业已经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具有竞争力，所以应该对其减资。而工会领导则抱怨，工厂主没能将其巨额获利中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战后出现的先进设备，以升级工厂的设施。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市民迁出这座城市。他们有的搬去了市郊，有的则去了更远的地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60年起每隔10年杨斯顿就会流失超过15%的人口。2000年只有8.2万人居住在杨斯顿——二战结束时这一数字是16.8万，是现在的一倍。马霍宁县下辖其他更小的钢铁城镇，它的人口从30万减少到26万。这一地区昔日的经济心脏停止了跳动。
20世纪60年代，杨斯顿敌对的黑手党势力间——主要是两大联盟，一个倾向于匹兹堡和纽约，另一个倾向于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实现了休战。在这短暂的休整期内，没有任何派别能将市长、警察长或是刑警队长拉到自己阵营内。然而在1977年重燃战火后不久，匹兹堡派就让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安排自己指定的人选担任警察长，并使以民主党为主的市政厅知晓了他们“对于市财政官的人选十分感兴趣”。同时，一位市议员停在自家门口的车子遭到了火焰弹袭击。他辖区内的选民对区内的卖淫活动颇有微词。黑手党借此警告他，休想对这些抱怨做出回应。1980年在民主党内初选市长的阶段，一位变革派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一方面是因为他遭到恐吓，要求其就警察长的提名与黑手党进行协商，另一方面是因为刑警队长对包括毒品交易在内的非法行为不断忍让。初选及最后的胜出者对这些要求做出了妥协。一个大陪审团总结说，“如果不是完全地放任无视、默许或是得到一些政客与执法者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严重的犯罪问题的……”。
类似的腐败形式遍及整个县一级。两派黑手党不仅努力确保上任的治安官与检察官是他们的人，而且对他们进行了大额行贿，以保证非法赌博与卖淫活动能继续进行。治安官杰姆斯·A.特拉菲坎特被曝出在1982年分别收取了克里夫兰派与匹兹堡派16.3万美元及6万美元的贿赂，金额之高令人咋舌。这件事催生了致力于改革的杨斯顿市民联盟。
杨斯顿市民抱怨不停。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设在该地的办公室要么无暇顾及他们，要么对他们的呼声充耳不闻。事实上，受贿最严重的警察长就是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使市民们更加觉得“孤立无助，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该信任谁”。甚至连杨斯顿的消防队长查尔斯·奥奈斯提也卷入其中。尽管收受了贿赂，县执法官特拉菲坎特仍然在1984年当选了众议院议员。直到2001年他才被起诉，2002年联邦法院指控他犯有包括敲诈及其他违法行为在内的10项罪名。奥奈斯提后来担任过众议员特拉菲坎特的办公室主任，是自首的黑手党人列尼·“莱尼”·斯图罗洛的一个爪牙。
大批钢铁企业离开杨斯顿时，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彻底形成了相互交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做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决定，将建造更多房屋作为扼制衰退的办法。两个自称是敲诈家族德·巴特洛斯与卡法洛斯后裔的当地开发商，甚至在大批庞大的老钢厂开始生锈之前（其中一座被拆除）就已经在更老的市郊外兴建了大型商场。那里位于市中心的反方向。从策略上考虑，其中一个商场建在了一个小型联盟棒球场附近（这两大家族都成了全国主要的商场开发商）。杨斯顿也为美国一个大型连锁超市建造仓储设施并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此类设施。也许最异乎寻常的是——但不是最奇特的，因为这是很多处于衰落状态的美国社区都会采纳的“发展战略”——当地建筑工人发现他们被雇佣来建造三间监狱。很多以前的钢铁工人都希望能够在此找到工作。
“漫长的80年代”带来的负投资危机在杨斯顿，以及美国所有铁锈地带（译者注：铁锈地带指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造成了社区分裂。同时，原先在工业领域拥有体面工作的人沦为堕落、领低工资的临时工，甚至是无业游民。所有之前处在家长制管理保护伞下的设施——图书馆、剧院与游乐园——都难以维系。事实上，游乐园早已关门大吉。杨斯顿首当其冲受到战后混乱的影响，种族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因此麻醉毒品经济得到扩张。但是，尽管杨斯顿存在犯罪组织，它也没有像巴勒莫那样成为世界海洛因贩运的中心。毒品通过黑手党从更大、更重要的城市——克里夫兰、匹兹堡及纽约——流入杨斯顿，在当地进行分销，并不需要转船（当地的毒贩都是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1977年帮派大战再次拉开序幕，引发了8起黑帮谋杀案与两起失踪事件。然而在“漫长的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杨斯顿并没有经历像巴勒莫那样血染街头、两败俱伤的毒品争夺斗争。2000年，黑手党谋杀当选的县检察官保罗·盖恩斯未遂。据称这是因为有组织犯罪团伙头目担心盖恩斯可能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放任毒品交易。这是与毒品相关的最严重的事件了。
无论如何，杨斯顿的建筑环境继续遭受暴力侵袭。整个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至今仍是如此），当地政治领导人似乎相信，不论未来将会如何，所有人的生计（不论贫富）都依赖于继续建造投机性建筑。如果一个人已经拥有，或能够获得的房产处于政府某项规划中，那么这种房产越多越好。很多人怀疑，在过去20年中，这些领导人和某些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头目已经从分区、发放许可证和订立合同——决定政府部门的选址——的过程中获取了私利。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他们会出席“卡法洛圆桌会议”——这一有商业与政治精英参加的经常性聚会在一家名为河畔的安东尼的市区餐馆举办，而媒体和公众都被拒绝入内？
卡法洛家族的一位长老在60年代启动了这项圆桌会议，为朋友和商业伙伴提供每周社交的机会（随后他的儿子安东尼将其变为每月一次的活动，邀请更广泛领域的客人参与）。2001年夏末，市民联盟的一位成员——他一直以来都努力将杨斯顿的“交易文化”引入公众视野——带着望远镜在会议地点附近进行观察。他们在8月20日的新闻中抗议道：
这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个人控制了一群政客与公务员的秘密的掮客政治，它是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遵纪守法与违法违规之间的界限就算还没有完全被磨灭，也已经变得很模糊，很危险了。
结果这造就了一个充满“不正当行为、潜在的不正当影响与利益冲突”的“影子政府”。“政府合同与金钱……租约以及其他与当地政府进行财务交易的接受者或潜在接受者”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他们的公报继续写到，安东尼的哥哥J.J.卡法洛遭到联邦指控，罪名是试图贿赂特拉菲坎特，而安东尼自己就是做东的人。这一点很重要。
市长也应邀参加了圆桌会议，并发现了这个观察者。他对此的抗议以及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吸引了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到9月会议中。《杨斯顿维护者》（不是很关键的地方报纸，在2001年9月9日）报道，客人名单中包括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首席运营官，他之所以出席是因为“安东尼（是）一个伟大的人”（杨斯顿主教管区的大主教，他是去“为那家人打气，并了解喧闹的原因”）以及共和党县主席，他“认为拥有托尼·卡法洛这样的人是社区的一大幸事。他很有公德心并且热心公益”。
在杨斯顿，与在巴勒莫一样，存在投机性建设的地方就必然存在对建筑环境的投机性破坏。历史悠久的建筑尤其容易受到破坏。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屋以及装饰精美的市中心建筑。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杨斯顿仍是钢铁中心的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天都会在市中心发生多起纵火案。居民大量迁出后，那些没有销路的房子也会被焚毁，这样所有者至少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因为被废弃、不雅观或危险而原定要拆除的房屋或商业建筑也被烧毁，这为拿到合同的拆迁公司带来了便利。因为知道会有火灾发生，雇来的铲疵工从其作业的建筑里拆走了铜质装置及其他有价值的部分。然后，纵火者把装满汽油的塑料袋挂在一楼的天花板上，点燃几处小火后离开。汽油袋猛烈爆炸，能迅速有效地破坏房屋结构（如果消防员在爆炸发生前进入燃烧的大楼，就会面临严重危险）。最后，指定的拆迁公司将瓦砾运走，完全不必顾忌当地的建筑法规和环境安全规则。
正如林肯和拉索指出：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杨斯顿泛滥的纵火案与暴徒有关，许多消防员和社区群众都相信，纵火案以及房屋烧毁后进行的拆迁和保险欺诈与消防部门成员、有组织犯罪以及公务员间的相互勾结脱不了干系。
纵火案高发期的消防队长就是上文提到的查尔斯·奥奈斯提。令积极的市民觉得惋惜的是，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房屋在浓烟中毁于一旦。
结论
这又将我们拉回到来巴勒莫参加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会议的代表团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由工会与教会领袖组成的普世会联盟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曾动员起来反抗关闭钢铁厂（他们也代表了杨斯顿市民联盟，这个拥有200名成员的组织在保罗·盖恩斯枪击案后变得更为活跃）。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揭露了卡法洛圆桌会，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与巴勒莫的反黑手党运动类似，这些市民应对的是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的协同作用。这种作用对城市生活的破坏甚至超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强大冲力——计划外超投资与突然撤资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繁荣与萧条间过山车般的转换。两市参与反黑运动的市民都强调，犯罪与腐败间的关系削弱了一个城市理智应对这些波动的可能性。它也引出了另一种因素：对人与遗产的暴力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