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毁灭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巴勒莫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毁。因为黑手党强行参与到房地产炒作与建设中，造成城市发展无人监管，投资不足并进一步脱离正轨，最终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现代化转型因此被称之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毁灭”。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设的鼎盛时期，而之后的70年代与8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市政工程。总的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二战后西西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因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农村地主——大庄园的所有者——把投资转移到了城市的房地产中。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扩大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政府公职。巴勒莫在1946年成为新设立的西西里岛自治区首府，人口从1951年的50.3万增长到1981年的70.9万，增加了41%。尽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权开展一项城市开发计划，但这并没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开始各种不受监管的建筑项目。他们都希望能从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需求中获益。
一些极度令人不快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战后的建筑热潮。1943年遭盟军轰炸后，巴勒莫的旧市中心就被当时的政府所遗弃。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损毁最为严重的城市，市内7万多间房屋被炸毁，近15万人流离失所，栖身拥挤的贫民窟、棚户区，甚至是洞穴中。市内的豪华宫殿受损极为严重。高贵的所有者们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遗弃了它们，任由其屋顶漏水，水管破裂。破坏者从空荡荡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筑装饰——雕像、立柱、喷泉，甚至连管道系统都没放过。空袭也影响到了旧市中心周边颇具人气的地方。那里的危险建筑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它们要么被拆除，要么用密集的长木条十字交叉加固。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开发出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亚洲移民搬进了这些危楼（回廊与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堆放建筑材料和赃物的仓库，或是工匠们闹哄哄的工作室；各种空旷的地区沦为卖淫与毒品零售交易的场所）。
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
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最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最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
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唯一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第一次点亮顶端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
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经济与黑手党间利益的“纠结”。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区域选举中获胜，都有赖于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扎根在城市扩张区域中的成员，为其拉选票。这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现在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注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宅。他们与政客一道，在破坏巴勒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建筑业和建材产业一道占据了巴莫勒经济中极大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巴勒莫有33%的工业劳动力从事建筑相关行业，而米兰只有10%。从事这一行业的公司数量巨大，员工一般在25人至30人左右，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巴勒莫“主要的财富源泉”。当国家拨款兴建公屋之后，建筑业在巴勒莫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1999年，市政厅为吸引投资而印制的光面宣传册显示，在巴勒莫商会注册的14 201家公司中，有48.2%是建筑行业的公司，比所有其他制造业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同样切中主题的是，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有组织犯罪能够“有机渗透”这一行业。建筑业由许多分支行业（商业、公路、工业、管道、住房、纪念碑等）构成（可以分为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两部分，雇工鱼龙混杂，既有熟练工也有新手。就此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在这个领域，资本雄厚的建筑公司——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仅举几例——在全世界进行投标。同样，建筑构件越来越倾向于组合式（能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建筑业是接地气的——为获得利润及当地承建商与分包商的承诺，它依赖当地建材以及地方政府对有关运输、公房、分区规划、合同投标、税收、信贷及金融等方面的法规的管理。除此之外，建筑业还依靠当地或迁入该地区的劳动力。这些形成了一个调解依恃主义关系的广大市场——业界代表及朋友将建筑工人与供应商的选票送给顺从他们的市级及区域政客，反过来，当他们违反了“迷宫般的规定”时，就有门路可找。在很多地方，有关有组织犯罪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张以及最近一次试图对其进行清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市政当局转变建筑环境的故事。
杨斯顿市，抑或如此
杨斯顿（二战结束时人口16.8万）就是个例子。杨斯顿在战时没有遭到轰炸，也没有地震灾难，它遭遇的苦难远不及巴勒莫。杨斯顿战后兴建了大批独幢住房。带动市郊发展的，不是高层的单元楼，而是这种带有前后院子的独幢房。然而，许多城市规划者都认为，美式的市郊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制造业、房地产以及汽车工业等游说团体施加给公共决策的影响，并因而遭到严重扭曲。日益见涨的对冷战的歇斯底里被麦卡锡议员具体化，这也对战后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美国房产协会（始于20世纪20年代）与像莱维特这类在意识形态上反共的开发商一起，鼓励在使用非工会劳动力的工厂里生产预制装配式房屋。这对建筑行业中的工会极为不利。与此同时，低成本房屋的产量不断增大，顺应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离开乡镇前往巴勒莫（以及国外）的农民类似，只要有机会，美国工人就会逃离吵闹并有污染的工厂区，前往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的市郊。
土地革命及引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收割机和打谷机都推动了这些农民向外移民。对美国产业工人而言，这个动力就是汽车的出现。福特主义在两个城市的转变中都起到了关键的基础作用。便宜、易用的机械使得贩夫走卒也能向前发展。在两个城市中，他们都沿着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和投资而修建起来的道路前行。之前提到过，巴勒莫有环形立交。杨斯顿则有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城市翻新工程。这项工程在20世纪60年代将大片闹市区住宅改建成了公共建筑与高速公路，在市区与市郊间建立起快速通道。由此带来的重新安置问题加剧了当地居民间的民族、种族以及阶级隔离，同时也导致人口下降，城区税基减少。
在杨斯顿，与在其他美国城市及巴勒莫一样，住房建成之后——通常是投资性建房——才会开始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建筑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很仓促，跳过了很多环节。不会有人想对这种房子进行二次投资。最为重要的是，建筑商建房之时期望当地及国家政府能承担自己大部分的成本。巴勒莫的战后历史也告诉我们，黑手党很可能渗透到像杨斯顿这样一个业已建立有组织犯罪传统的城市中，并操纵随之而来的繁荣为自己谋利。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政治机器中具有战略性地位，这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负责颁发许可证、分区以及掌控市政工程的政府官员。房地产商和建筑企业家们急切地想与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有现成的通过敲诈积累起来的资金——尽管获利颇丰的酒类走私业务在1933年废除禁酒令后就结束了。到20世纪40年代，靠赌博他们已经能够每年净赚将近800万美元——很快，他们自己也投资到这些飞速发展的部门中。因此，不论好坏，他们都是建设环境转型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要对“坏”的方面进行评估的话，只关注“毁灭”造成的建筑上的悲剧会具有误导性：不论有组织犯罪是否牵涉其中，忽视历史建筑，任其衰败以及在没有工厂，缺乏审美的市郊过度投资都是全球城市化的特征。但是，有组织犯罪的传统放大了这些趋势，几乎把其他一些可以与之抗衡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并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把杨斯顿与巴勒莫这样的城市置于他们的暴力统治之下。此外，另一种针对人民的暴力形式也破坏了发展的进程。在巴勒莫和杨斯顿，利用汽油弹和其他纵火工具（有时似乎只是为了掩盖一起盗窃案）进行的谋杀与袭击住宅案件频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相互竞争的黑手党派别为了争夺领地，控制赌博和勒索，在与城市扩张相连的巨大建筑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发生火并，犯罪率因此创了新高。
